台上的一对也停止了扭摆。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气势汹汹地责骂方才喊叫的人。
“真可恶！——搅了一台好戏。”
“整个欧洲都在这样跳嘛！”
“真他妈的可气！”
在“公社社员”疗养院休养的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扎·日巴诺夫这时用四个手指头放进嘴里，打了一个土匪式的唿哨。其他人也随声附和。于是，舞台上那对活宝就像被风刮走了似的，消失不见了。专耍嘴皮子的报幕人像一个灵巧的奴仆，跑上台来向观众宣布，歌舞团马上就走。
“沿着大路，快快滚蛋！去告诉爷爷，上莫斯科转转！”一个穿疗养服的小伙子在大家的轰笑声中朝他喊着。
保尔跑到前排找着了扎尔基。两人在保尔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现在在一个专区党委会里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你知道吧，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有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的妻子是谁？”保尔惊奇地问他。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保尔看。
“认得出来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尔哈尔特。
“杜巴瓦现在在哪儿？”保尔更加惊奇了，问道。
“杜巴瓦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之后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读书。听说又给他恢复了党籍，那也是白搭！他陷得太深，已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们失去了联系。现在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要是大家能见面，一起谈谈往事该多好啊。”扎尔基说。
这时，多拉走进屋子，和她一块的还有好几个人。高个子的坦波夫人随手把门关上。多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朋友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怎么回事，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扎尔基的情况。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个同志。他们要给我们谈谈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这儿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多拉解释说。
聚在这儿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以外，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讲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的反对派的情况。
“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走。”
三天后，疗养院的人都提前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在团中央保尔没有等待很长时间。他被派到一个专区就任专区团委书记，一星期之后市共青团积极分子听到了他的第一次演说。
深秋时节，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里去，中途这辆车翻进了路边的水沟。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右腿的膝盖摔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医生检查了他那红肿的膝盖，仔细看了X光片，认为必须立即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最后的决定后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单人病房，小巧而明亮。房间里干净整洁，弥漫着一股早已忘却的、医院特有的气味。保尔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铺着雪白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小方凳。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伤疼得很厉害，影响了他的思考，也影响了他的食欲。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保尔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的年轻女子朝他床前走来。
黄昏中，依稀可以看见她那两道细细的眉毛和一双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拿着纸夹，另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审问’您的病情，因此不论您自愿也好，还是被迫也好，都得讲出所有的情况。”
她礼貌的笑容减轻了“审问”给病人带来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已的一切，还讲到了祖宗三代的情况。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闪闪发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还放着一个大盆。
保尔躺到手术台上去的时候，教授已洗好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摆放手术刀和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把他腿上的绷带解开了。
“柯察金同志，请别往这儿看，这会刺激神经的。”她轻轻地对他说。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笑了笑，他的笑颇有讥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