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您的话里，更正确地说，从您没说出来的话里，我已明白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记得吗？我曾经请求过您对我永远说实话。不需要对我隐瞒什么，我决不会昏到，也不会自杀的。但是，我非常想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保尔说。巴扎诺娃和他开了个玩笑，把话岔开了。
那天晚上，保尔终究还是没了解到他的真实情况。他们分手时，巴扎诺娃轻声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将来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需要我出出主意，请一定给我写信，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她目送着窗外保尔穿着皮夹克的高大身影吃力地拄着拐杖，从大门口缓慢地朝一辆敞篷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炎热的天气。又是戴着绣金圆帽、晒得黑乎乎、大喊大叫的人群。汽车在十分钟之内就把旅客送到了“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幢用灰色的石灰石砌成的两层楼房。
值班的医生把新到的疗养员分别送进各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值班医生站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把你安顿在这儿，跟埃布涅尔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找一个俄罗斯人做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
房间里的人用外国腔的俄语说：
“请进。”
保尔进屋后，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看到床上躺着一个德国人。他满头金发，长着一双漂亮而活泼的蓝眼睛。德国人友好地对他笑笑。
“同志，早安！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把他那只苍白、细长的手伸给保尔。
几分钟之后保尔已经坐在他的床边，两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在这种语言中，词语只起辅助作用，难懂的地方都靠猜测、手势、脸部表情——总之借助不用书写的一切手段来解决。保尔已经了解到埃布涅尔是个德国工人。
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布涅尔大腿上中了一枪，现在旧伤复发，只能静卧在床。虽然很痛苦，但他总是精神饱满，为此，保尔非常敬重他。
保尔觉得，再也找不到比埃布涅尔更为理想的病友了。他从不会整天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的病情。
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都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文一窍不通。”他想。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手推轮椅。五个病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在这里消磨余下的时间。病友们称这五个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一把轮椅里半躺着的是埃布涅尔，另一把里是保尔，因为医生不准他们下地行走。其他三人是：身高体胖的爱沙尼亚人魏曼，他是克里米亚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林，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长相很年轻，就像十八岁的少女似的；两鬓斑白、身材高大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于是埃布涅尔就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涅尔由于住在同一间病房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德语使玛尔塔和魏曼与埃布涅尔接近起来，而列杰涅夫和保尔的缘分却来自象棋。
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来疗养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象棋“冠军”。他经过顽强的争夺战，才从魏曼手中夺过了这个称号。魏曼输了棋，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为此失掉了心理平衡，好长一段时间内他对保尔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个高个子老头，虽然年过半百，看起来却很年轻。他邀请保尔下一盘棋。保尔完全没有料到他面对着的是一个强手。他不慌不忙地放弃了后面的卒子，列杰涅夫不搭理，用自己的中卒进行回击。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交锋。这时，总有许多人围观。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就发现列杰涅夫不紧不慢向前推进的卒子已将他步步紧逼。这时他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后悔开局时太掉以轻心了。
双方鏖战了三个小时，尽管保尔尽力拼搏，结果仍然被迫认输。他比观棋者更早看到了自己的败局。
列杰涅夫看看自己的对手，宽厚而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这一局必败无疑。那个爱沙尼亚人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公开表示他期望保尔输棋，可他事先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总是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列杰涅夫赞许地点点头，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保尔跟因诺季肯·帕夫洛维奇五天之内下了十盘棋，结果七负二胜一和。
魏曼兴高采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