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谢谢你，列杰涅夫同志！您可是好好教训了他一顿！他活该！他把我们这些老棋手全给打败了，这回可也栽在一个老头儿手里了。哈，哈，哈！……”
“怎么样？输棋的滋味不好受吧？”他反过来又取笑那个曾战胜过他的今日败将。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却换得了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这个朋友，列杰涅夫后来成为他最亲近、最敬重的人。保尔这次输棋决非偶然。他对象棋只是粗知皮毛，这样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败给精通棋艺的高手。
保尔和列杰涅夫有一个共同的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的年龄，刚好是列杰涅夫的党龄。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的代表——新、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代表。一个具有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从事过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又担任国家的重要的领导工作；另一个有着火热的青年时代和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然而，这段经历能胜过平凡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人，这一老一小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受到严重摧残的身体。
每到晚上，埃布涅尔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来自这里。
晚上，十一号房间热闹非凡。魏曼经常讲点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总是津津乐道，这立刻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两人的共同攻击。玛尔塔善于用辛辣的讥讽打断他的讲话，如果不能奏效，保尔便出面。
“魏曼，你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也许，你的那种‘幽默’根本不对我们的口味……”
“我简直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柯察金不紧不慢地接着话头说。
魏曼噘起他的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嘲笑着从大家的脸上扫过，他说：
“应当在中央政治委员会里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推荐柯察金担任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像个共青团的小宝贝似的……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经过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争论之后，黄色笑话的问题就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将各人的观点翻译给埃布涅尔听。
“我赞成保尔的看法，黄色笑话是不大好的。”埃布涅尔用蹩脚的俄语说着。
魏曼只好退却。虽然他开着玩笑应付着，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说这类东西了。
保尔起初以为玛尔塔是共青团员。她看上去顶多十九岁左右。有一天，两人谈天时，保尔才知道，她已经三十一岁，1917年就入党了，而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这使他大为惊讶。1918年白匪军曾判处玛尔塔死刑，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上大学，毕业在望。保尔从没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布涅尔的小个子拉脱维亚女子已成为“五人团”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地下工作者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时常调皮地和她开玩笑说：
“玛尔托奇卡，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呢？可不能这样啊！”
每天早晨，起床铃响之前，疗养院里总有只公鸡大声啼叫。这是埃布涅尔在学鸡叫，学得真叫到位。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怎么也无法抓住这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公鸡。这使埃布涅尔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卧床静养。 这使埃布涅尔很难过。他已喜欢上这个充满活力、从不气馁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了。他是那样的朝气蓬勃，但这么年轻就失去了健康。
当玛尔塔告诉埃布涅尔，医生预言保尔的未来异常悲惨时，埃布涅尔心中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保尔没有让周围的人察觉他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极其苍白的脸上猜到了几分。出院前一周，保尔收到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疗养期延长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报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的。
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的打击，就像以前学习拳击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拳击一样：当时他也常常被打倒在地，但是立刻就爬起来了。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的一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她拜托儿子去看看阿尔宾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之后，疗养院里的人都到码头上欢送保尔。分手时，埃布涅尔像兄弟似地拥抱他，亲吻他。玛尔塔躲了起来，因此保尔没能同她告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