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既是为自己，多少也是为了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但就连季姆卡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肯定地说，马上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不过，我终归会彻底改掉这个骂人的习惯的。”
入冬之前，从上游放下来的大量木排把河道都堵塞了。秋汛时，河水重又泛滥，把木排都冲散了，木材随着河水往下漂去。索洛缅卡区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打捞宝贵的木材。
保尔患了重感冒，但他不愿落后，于是，瞒着同志们去参加打捞木材的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积如山，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气候又唤醒了潜伏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开始发高烧了。急性风湿病折磨了他两个星期，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气忿地断然拒绝接受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让他回家探望，现在他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他在省委会里领了两份卷在一起的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伤感，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去母亲那儿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不断地用热气熏，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又扔掉了拐杖，保尔心中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了省会。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去省兵役局主管的军训部队里担任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给他分配了一项任务：负责把分散在各处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新区的共青团组织。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外面酷暑难当。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一枝樱桃树枝悄悄地伸了进来。在路的那边，执委会办公室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堂，尖顶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窗外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敏捷地觅食。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淡淡的绿色，毛茸茸的，娇嫩可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收到的紧急电报，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插在蓬松的鬈发里，好久没有动弹。
别列兹多夫镇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才二十四岁，但是与他共事的党内外干部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魁梧强壮，不苟言笑，有时严厉过分，看上去倒有三十五岁的样子。他身体结实，脖子粗壮，脑袋硕大，深褐色的眼睛冷静而锐利，下颌的线条清晰刚健。他穿着蓝色马裤和“挺像样”的弗伦奇式灰军服，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厂里干着削钢切铁的活儿。
一个秋天的夜里，这个一直只是制造武器的人第一次拿起武器，从此就投身于革命的风暴之中。为了革命和党的事业，他转战南北，身经百战。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一条光荣的道路，从一个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团的指挥员兼政委。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尼古拉·利西岑来到了这个边防区工作。生活过得平静安宁。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报告。可是，眼前这份电报仿佛又使他回到了从前。电文十分简短，上面写着：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现发现波兰频繁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企图骚扰边区。望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贵重物品可转移至专区，切勿滞留税款。
利西岑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这时，保尔·柯察金出现在台阶上。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利西岑握了握保尔的手，说：“你坐下，我们谈一谈。”
整整一个小时，利西岑没有再接见第二个人。
保尔从办公室里出来时，天已过半。利西岑的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叫她阿妞特卡。她是个腼腆的女孩，严肃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她总是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次她像孩子似地，挺不自在地打了个招呼，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后一甩。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玛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早就在等他吃午饭了。”妞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