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士看了看这个盒子。上面印了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有力的拳头，上面还写着：“最后通牒。”
“是的，确实如此，这东西给他是不合适。”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并排巡逻。在这荒无人烟的旷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孤寂了。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儿平稳、轻快地小步跑着。黑公马的鼻孔周围的毛上已结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色水汽渐渐消失在空气之中。营长骑的那匹花马迈着步子，不时弯下纤细的脖子，玩弄缰绳。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袖口上都有三个红方块的军衔标志。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个边防军人，他指挥的那个营就分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各个哨位上，他是这儿的“主人”。他的同伴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军训营的政委保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地上的积雪又松又软，既没有马蹄印，也没有人的足迹。两个骑马人走出了小树林，开始在旷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左右的地方又是两根界标。
“吁！”
加夫里洛夫紧紧地勒住了缰绳。保尔·柯察金也拨转马头，想知道他为什么停下。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弯下身子，仔细察看雪地上一连串奇怪的痕迹，像是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出来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从这儿过去时留下的痕迹。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来绕去，把踪迹弄乱。很难辨别，脚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营长停下来绝不是察看这些野兽的脚印，而是两步以外的另一些人的足迹。足迹上面已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有人从这儿走过。这个人并没有故意弄乱他的脚印，而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脚印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波兰那边来的。营长驱马前往，沿着脚印一直走到巡逻线上。在波兰境内十步之外的地方，脚印还清晰可见。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嘟哝着说，“又是在三排的防区里放进来的，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只字没提。这些鬼东西！”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已经花白，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就变成银白色了，直直地翘在嘴唇上。
两个人迎面向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枪上的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马感到主人的小腿紧夹了一下，就跑了起来，两个骑马的人很快就到了那两个巡逻人的跟前。红军哨兵整了整肩上的皮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你们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伸手给哨兵，他几乎不用弯腰，因为红军战士的个子很高。大个哨兵赶紧脱下手套。营长和他互相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布尔什维克的三个红方块是少校军衔）像好朋友似地向一个普通士兵问好。一瞬间，他仿佛觉得是他在同他的扎克热夫斯基少校握手问好，出于这个荒唐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回头望了一下。
“我刚刚接岗，营长同志。”红军哨兵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你看见了没有？”
“没有，还没有看见。”
“凌晨两点到六点是谁在放哨？”
“是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提高警惕！”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警告红军战士说：
“少跟这些波兰兵并排走！”
当两匹马已经沿着由边界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小步奔跑时，营长告诉保尔：
“守边界必须目光敏锐，稍有疏忽，就追悔莫及。干我们这行的夜里都不能睡觉。白天偷越国境线不容易，但到夜里就得把耳朵竖起来，必须十分警惕。您想想看，柯察金同志，我负责的这段边界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所以工作起来特别困难。不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什么喜庆节目，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跨越国界聚在一起。怎么能不跨越国界呢——边界两旁的房子相隔不过二十步，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９去。走私的事在所难免。当然，都是些小事情，譬如一个老太婆偷运两瓶波兰产的四十度的茅香露酒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些大的走私犯，他们都是有大本钱的。你知道那些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店：里面的商品应有尽有。当然，这些商店决不是为他们那些贫苦的农民开的。”
保尔很有兴趣地听营长讲这些情况。边防生活就像是永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告诉我，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营长忧心忡忡地回答说：“问题正在于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