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象征着两个世界，它们面对面、沉默地相互敌视地立在那儿。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子的顶端牢牢地钉着一只单头鹰。这只嗜食尸肉的单头猛禽双翅舒展，仿佛要用利爪去抱住那漆着条纹的界标。钩形的鹰嘴向前伸出，眼睛凶狠地盯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之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粗大的橡木圆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的铁牌上铸有锤子和镰刀。虽然两根柱子立在同样平整的地面上，但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不冒生命危险，任何人也别想跨越这六步之距。
这里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屹立不动的铁链，从黑海起绵延数千里，向北扩展，直至北冰洋。从那根钉着老鹰的柱子开始就是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在密林深处有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距小镇十公里的国境线对面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从斯拉武特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一排排的国界桩，越过白雪皑皑的田野，穿过林间通道，陷入幽深的峡谷，又缓缓地爬上山岗，然后向河边延伸，从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寒地冻。雪在毡靴下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红军战士，戴着威武的盔形帽，从铸有镰刀和锤子的界标开始，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来回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军大衣，佩戴着绿色的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大衣外面，又披着一件宽大的高领皮外套，他的头包在暖烘烘的呢军帽里，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风天雪地之中，披着它也不会感到寒冷。他肩背步枪，在边境线上来回走动，津津有味地抽着马合烟，羊皮外套的下摆不时刮着地上的积雪。苏维埃境内，宽阔的原野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千米，遥遥相望，彼此都能看见。而在波兰那面，哨兵相互间的距离是一至两千米。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的巡逻线朝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了双粗制的士兵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制的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可是这么多的老鹰并不能使士兵暖和一些。寒气凛冽刺骨，他搓着冻得麻木了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跟踢着另一只脚跟。他的手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早已冻僵了。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一站住，全身就会冻僵，因此他一刻不停地走着，有时还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线相遇了。波兰哨兵转过身来，沿着他那边的国境线与红军哨兵平排走着。
边界上禁止交谈。但是，周围荒无人烟，千米之外才有人影，有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波兰哨兵想抽烟，但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可风儿好像故意似的，把苏维埃边境上红军战士抽的马合烟的诱人香味吹了过来。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僵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一下。有时候骑兵班长或是中尉会带领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岗后面冒出来，到边界上来查岗。但这时周围空无一人，白雪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的反射光非常耀眼。天空中，一片雪花儿也没有。
“同志，借用一下火柴。”他首先违反了神圣的公法。他把那支法国造的，插着刺刀的连射步枪背到肩上，用冻僵的手指费劲地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卷烟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可是边防军条令明文禁止战士同境外的任何人交谈，况且他也不完全明白那士兵说的波兰话。因此，他继续走他的路，穿着暖和而柔软的毡靴的一双脚用力地把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根烟，丢一盒火柴给我吧！”这次波兰哨兵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这才仔细看了看他的邻居。“看样子，寒气已冰透了这位‘波兰先生’的五脏六腑。尽管是资产阶级的兵，但他过的也够惨的。这么个大冷天，赶他出来放哨，只穿了一件又破又薄的军大衣，瞧他冻得像兔子似地连蹦带跳，要是再不抽口烟，可真要不行了。”于是，他连头也不回，就把一盒火柴扔过去了。波兰士兵急忙用手接住飞过来的火柴，一连划了几根，却总是被他弄断，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他又把那盒火柴用同样的方法扔过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国际法，他说：
“火柴你留着吧，我这儿还有。”
但是从国界那边传来了这样的答话：
“不，谢谢！为这盒火柴，我得坐两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