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战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战争经验与教训的借鉴和汲取，观察和判断敌情，必须以过去的战争经验作为参验、推论的坐标和参数。孙子的过人之处，是他把原先零散的经验、例证按照一定的体系归纳、总结在一起，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相敌”之法。这类方法一共有三十多种，大多是经过实战检验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它们看起来很琐碎、很简陋，“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完全适合冷兵器时代作战的需要，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这些侦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包括几大类型，一是通过对敌人言论行为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比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等等。用聪明的大脑，过滤蛛丝马迹，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事情的本相，料定敌人要干什么，然后预作防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二是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土灰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向，比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等等。敌人想有所动作，总会在不经意中透露一二，这时便可以从种种自然物候现象中分析其动态，未雨绸缪。三是通过对敌人举止动态、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虚实，看他休整是否充分，士气是否高涨，补给是否跟上，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等等。就这样，寻找敌人的弱点，把握有利战机，打蛇打七寸，一举置敌于死地。
这些“相敌”之法在战争史上曾多次得到印证。如公元前615年，秦国起兵攻打晋国，晋国委派中军主帅赵盾统率晋军主力抗击来犯的秦军。针对秦军远离后方、越境征战、难以持久的特点，晋军统帅部采取了“深垒固军”、待敌撤退而击之的方针，磨得秦军没脾气。无奈之下，秦军主帅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为了掩饰这一意图，免得晋军趁火打劫、乱中取胜，秦军主帅派遣使者前往晋军大营预约双方第二天进行决战。这位使者在晋军诸多将领面前气焰嚣张，态度强硬，一副鱼死网破的劲头。然而，晋军一位副将从中察觉到其色厉内荏的实质，判断秦军已黔驴技穷，行将撤退，于是向赵盾提出建议：截断敌人的退路，一举加以歼灭。遗憾的是，赵盾瞻前顾后，没能采纳这个建议，秦国军队得以趁夜安全撤退，摆脱了被动危险的局面。这就是所谓“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的典型例证。
公元621年爆发的虎牢之战也是一个例证。当时，窦建德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声势浩大。可他们沿着汜水东岸布阵列势，折腾整整一上午后，士兵饿着肚子，渴着嗓子，秩序混乱起来。细心的李世民观察到这些迹象后，派遣宇文士及率领三百名骑兵前去掠阵，试探敌人。他告诫宇文士及，倘若窦军进退有节，严整不动，就马上领兵返回本阵；如果对方阵势混乱松动，就引兵继续攻击，以扩大战果。结果窦军在这番冲击下，整个阵势迅速瓦解。李世民当即下达总攻命令，全军杀向窦建德军大营。窦军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虎牢之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唐军之所以取胜，重要原因是李世民善于“相敌”。这从实战的角度验证了孙子“相敌”原则的正确性：“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军扰者，将不重也”。
当然，在今天看来，孙子的“相敌”之法绝大部分早已过时，甚至流于直观和感性，根本不适用于现代高科技战争。有了侦察卫星，有了全球定位仪，有了先进的通讯监视手段，自然不必去看烟尘是什么样子，鸟儿与野兽在哪里出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相敌”之法具有其特殊意义，反映了孙子本人对作战规律的孜孜探求。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孙子的“相敌”之法虽然直观粗浅，却包含着哲理价值。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高明之人总能透过表象，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察先机，建功立业。这种朴素辨证的思想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三）孙子的精兵强军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在这种形势之下，各诸侯国都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扩军备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楚国在城濮之战时兵力当在千乘左右，可到春秋末年已是具有近万乘兵力的超级大国了。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军队规模，是当时军事形势演变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