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上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亦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曰：“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无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拥皋比为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粘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入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高等人
昔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阶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日慕欧化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不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名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答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遂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儒者是无所不通。今若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