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涛松涛，应为嵩焘，即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璨，号筠仙。学者称养知先生。道光进士。曾任广东巡抚。1876年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与保守副使刘锡鸿不合，以病辞归。郭氏思想较为开明，因服“西人之善”处，遭到顽固派的痛恨。所著《使西纪程》被毁板。，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存目）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贾长沙，指贾谊，他曾被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因称贾长沙。、董江都董江都，指董仲舒。西汉思想家。曾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曾任江都相，因称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为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韩子，指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