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陆象山云：“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日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邪!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风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陈俗之所以日颓也。而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俊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体
国朝潘耒潘耒(1646—1708)，清初学者，对经史、历算诸学皆有研究。上某学士书云：“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无以驱策而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之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