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上海是四月三号，天色又晴起来了，但是风浪还没有止息。我渴想着看海中日出的光景，忍着眩晕，跑上甲板，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验了一下，但几乎把自己的肝脏都吐了出来。我那《归国吟》中的《海舟中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写的这时候的情景。
船进了黄浦江口，两岸的风光的确是迷人的。时节是春天，又是风雨之后晴朗的清晨，黄浦江中的淡黄色的水，像海鸥一样的游船，一望无际的大陆，漾着青翠的柳波，真是一幅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几年来所渴望着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毕竟是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慰安的处所。靠在船围上呈着一种恍惚的状态，很想跳进那爱人的怀里——黄浦江的江心里去。但这个幻觉不一刻便要像满盛着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个岩石上了。
船愈朝前进，水愈见混浊，天空愈见昏朦起来。杨树浦一带的工厂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中世纪的风景画，一转瞬间便改变成为未来派。假使那些工厂是中国人在主宰，那面未来派的画幅是中国人画出来的，再不然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国的人，或许也未尝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风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动着的和乞丐相差不远的苦力兄弟们是同属于黄帝子孙，神明之遗裔!那时候我还没有阶级意识，我只有民族意识。看见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除非是那些异族的走狗，谁也不能够再闭着眼睛做梦。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
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坦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走肉行尸”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像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
我跟着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马车上先到了一家公馆。那公馆是谁的，是在甚么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我也没有问过。在那公馆里面吃了一会茶，不记得又是取的怎样的路径，同仿吾两人到了马霍路的泰东书局的编辑所。到了编辑所，昏昏蒙蒙地会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那时的详情我已不能记忆了，只是记得自己感觉着没有着落。我们从一些人的谈话中，知道了改组编辑部的事原来才是一场空话。担任法学主任的李凤亭已经担任了安庆法政学校的教职，担任哲学主任的李石岑还在编辑着《学灯》和《民铎》，听说不久有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消息。仿吾所当担任的文学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担任着，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兴地欢迎着我们，说是他得了两个很好的助手。这样一来，在我倒是出于自动，没有甚么，在仿吾要算是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
到了编辑所已经四五天，仿吾的任务依然没有决定，我自己也没有找到出路。仿吾是领了归国费的，他那时还有余钱，便在四月八号约我去游西湖。
游西湖时的心境和经过，我在《西湖纪游》的几首诗中保留了下来。仿吾的一首长诗《由长沙寄沫若》也叙述到了这件事。
去时我们乘的是晚车。到南站时，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长庚星出在西边，由车头冒出的蒸气在那红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时候在思念着我离别了八年的母亲，同时又在担心着留在日本的妻儿。火车是由南而北地奔跑，我的心思是在东西的纬线上梭织。我们坐的是二等车，车上有几个中国人，好像是上海市的马路政客，带着两名妓女，在一只角上大事吃喝。火车上没有特设的食堂，就在客车中便可以叫番菜，喝酒。那几位先生一面和妓女开着玩笑，一面牛饮着啤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烟，吸得一个车厢都是烟雾沉沉的。把酒菜吃喝了，又打扑克，又闹又笑，两位妓女特别闹得厉害。车上的有好几个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阅，在他们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没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几位日本人在高谈阔论，时而带着极轻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群吃喝赌博着的中国人取笑。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制服，他们大约把我们当成日本人去了，有的远远用眼睛来向我们示意。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起来。我愤恨的自然是我们的贵同胞太不争气，同时是联想到中国的政局和国际上的形势：车中的情景便是这时局的一幅缩写图。凡是自己不能够抱一个妓女在怀里的中国人，想来是谁都会痛哭流涕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