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寿昌为我保存了一封旧信：
寿昌：
你近来做了些甚么称心事？还好么？你我已久不写信了，你做的《ViolinandRose》即剧本《环与蔷薇》，连载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和第六期。，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你其余的一些计划，已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优孟化了的，不久在《学艺》杂志上当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伯奇那儿，将来拟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铎》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日
这“十八日”是一九二一年正月十八日，那时正是我的烦闷达到绝顶的时候。我说“二月间拟往京都”，便是想转学，进那儿的文科大学。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是遭了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从同着那位盲目的陈老来过一次福冈之后，他和我是常常通信的。当我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年之交正猛烈地为作诗欲所袭迫的时候，我的诗，是用复写纸誊录出来，一份寄给宗白华，一份便寄给仿吾。仿吾最喜欢我那首“读Carlyle：《TheHeroasPoet》的时候”的《雪朝》，但他不高兴那第二节，说是“在两个宏涛大浪之中哪来那样的蚊子般的音调？”但那首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那是在落着雪又刮着大风的一个早晨，风声和博多湾的海涛，十里松原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卷来，把银白的雪团吹得弥天乱舞。但在一阵与一阵之间却因为对照的关系，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那间隔期中便连檐的滴落都可以听见。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吕，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我觉得要那样才能形成节奏，所以我没有采纳仿吾的意见。仿吾尤其喜欢“我全身心好像要化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头所做的处女作《流浪人的新年》，开首的几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开始作新诗，据我所知，是从一九二○年起头。当宗白华还未去德国时，他有两首诗我替他寄到《学灯》去发表过。一首是《澎湃的黄海》，他宣言着我们达到了我们的“SturmundDrang”(狂飙突贯)的时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诗寄给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仿吾初期的诗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样是在烦闷着的。他为甚么要学造兵科，我不曾听他自己说出过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要富国强兵，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后来为甚么又终于把造兵的本职抛弃了，我也不曾听他自己说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学趣味的抬头纵不是全部的原因，总要算是重要的一个。
一九二○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托尔斯泰。达夫写信来对我说，他的研究最彻底，他打算把托尔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来读它一遍。但这项研究在后来似乎中断了，后来我也不曾看见他提到托尔斯泰。他和达夫同在东大。张资平那时候也在东大的地质科。我说的能够相信的几位朋友，便是指的他们。田寿昌和他们的交际是出于我的介绍。那个“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的计划，便是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了。据仿吾先后写来的信，说他们在东京在达夫的寄宿处开过两三次会，第二次寿昌出了席，讨论的结果是寿昌担任在国内找出版处，并邀约些国内的朋友参加。第三次开会时寿昌没有出席，出版处的消息也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