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吾在东京接到的信上是说聘请他当文学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编辑所已经半个月，没有给他聘书，也没有说上月薪的话。书店老板赵南公——其实赵南公并不是泰东书局的老板，那书局是政学系的人办的，赵南公只是经理，后来政学系的几个分子成了“大人物”，没有再管书局的事，那书局于是乎便成为了宋朝的江山——看见了我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终没有接过他的聘书，始终没有正式地受过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两三个礼拜，看见那书局情形没有容纳下我们两人的地位，他便决心回长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给我办。仿吾说，长沙有一座兵工厂，厂长是东大的同学，他到那儿是有事可做的。
仿吾去后，我住在德福里中，更好像飘流到孤岛上的鲁滨孙了。那位姓王的大编辑听说是天津的什么学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装，手中拿的是手杖，脚上穿的是响鞋。他的脚步好像羚羊一样，走得很快，与其说在走宁可说在跳。他每天起床很迟，一起床便在楼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饭，差不多没有一次不听他吵菜不好。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上课时总爱涂一脸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双响鞋由楼上响出大门，出了大门还可以听见好一段响声。当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大门外老远便听见他的响鞋。大门如是关着，他总要用手杖来在门环上打得满响。一进门就叫“茶房啊，打水!”他那枝手杖，和楼梯的栏杆是很有仇恨的，无论是上楼或下楼，那棍子总要在栏杆头上出气。先生的专长是英文，一部归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国人原名为LaficadioHearn，日本名为小泉八云(KoizumiYaKumo)的《文学概论》，便是他的宝典。他一高兴时便捧着朗诵。诵倦了又进房间去按按一架babyorgan(囝囝风琴)。再不然便拉长脚在床上“宰予”起来。编辑所里的人对于这位先生都有点不大高兴，特别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几次水、以厨房而兼茶房的司务尤其恨他，当面叫他是王先生，背面便叫他是“亡八蛋”。为要更具体地表现他的愤恨时，他爱把右拳来加在左膊上歪着嘴做出一种哭声。据说那王先生初来上海时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医生打“六零六”把手臂打肿了，睡了一个礼拜。
我和王先生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的，因此我很感觉着不方便。我们在日本读过书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便是在嘈杂的地方不能用功。王先生的英文朗诵和囝囝风琴的独奏，尤其是使我痛头的资料。因为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干犯他的自由。每当他在编辑所里的时候，我便用毛巾把头包着，把两只耳朵遮盖起来。别人问我是否头痛，我也就答应是头痛。
在编辑所里有一位四川人邓均吾，这要算是我在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他很年青，在当时怕只有二十三四岁，他的态度很冷静，他没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但一眼看来便可知道他不是呆子，也决不是胸有城府的人。他本是由吴芳吉的推荐，出来任上海某女塾的英文教员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的暂时由王先生替他代理。但等他到了上海，代庖的先生才霸占了别人的位置不肯退还。他乐得也就像我一样，呆在编辑所里当了几个月的食客。这件事也是使我不高兴那位王先生的重要原因。
王先生当时在编辑着一种杂志，叫着《新的小说》，是白话文流行时一种应时的刊物。在初似乎也还销了一些，但到后来西洋镜拆穿了，遭受了一般读者的唾弃。书局方面听说我们要出纯文艺刊物，便有意思要我来主编，我已经替它改了一个名字叫着《新晓》。但是，王先生却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让他去主持，自己乐得做自己的事。
我开始编纂了我的诗集《女神》，其次是改译了那本《茵梦湖》。《茵梦湖》的共译者钱君胥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说的体裁，失掉了原作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那时候上海滩上正是旧书新式标点流行的时候，亚东标点的《红楼梦》、《水浒》等书很风行一时，泰东看了眼红也想照办。我便劝他们标点《元曲》。这个提议立地也就见诸实行起来，但把那位王先生难着了，他把那词曲中的文句标点不断。我自己为填塞提议的责任起见，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窜了一部《西厢》。这项工作在当时已经很不满意，现在想起来尤其无聊，并且可惜了那部缺了一册的明刊本，那和金圣叹批本的内容有些不同，却被我把它涂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