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后振铎也还到马霍路来过几次。有一次是同着叶圣陶来的，是在晚上。振铎把圣陶介绍了，圣陶握着我的手，十分恳切地说了好些话。但可惜振铎向我介绍时，我没有听清楚；圣陶的苏州腔，我连百分之十也没有听懂。我待他们走了之后，才问编辑所里的人，那位王主任吃惊不小地向我说：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叶圣陶，你不认识吗？”
我听见是圣陶，也很后悔，觉得自己太木讷，没有尽量地多多谈些倾心的话。圣陶的小说，我最初是在《青光》栏内读过他的《他与她》应为《伊和他》，最初发表于1920年8月12日北京《新潮》二卷五号，又载同年11月19日《晨报副刊》及12月7、8日《时事新报·余载栏》。，觉得他的笔致很清新，虽然并不怎么深刻。
我自从那次以后便没有和圣陶见过面，他留在我脑里的第一印象，是矮小、朴实、和蔼可亲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铎是同朱谦之一道来的，似乎还有李石岑同路。他们是到编辑所来商量谦之的《革命哲学》的出版。那时我同赵南公正坐在天井里面喝茶。他们来了，起初是只和赵南公谈话，我沉默着坐在一边，谦之也是沉默着。我看他怕只有二十岁的光景，穿一件毛蓝布大衫，一双圆头的布鞋，头发最异样，那周围的毛边是剃光了的，就像在头上顶着一顶圆形的毡帽。振铎代他说，他的《革命哲学》在商务不好出版，问过别家书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东替他印行。
南公没说二句话便答应了下来，回过头请他们和我商议。到这时候，谦之才知道了我是郭沫若，他从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面前，一双手把我的手抓着。
——“沫若，啊，你是沫若!”
他那一双有些可怕的眼睛就像要迸出火来的一样。
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
谦之听说我住在泰东，他也就决定把行李搬来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学》的出版。
就在谦之住在泰东的时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铎也到马霍路来过好几次。他那时在编辑《学灯》，在《女神》出版时，那首序诗他曾替我发表过，同时也发表过那集子中所未曾发表的一两首。我有一次还做过一首儿歌，也蒙他拿去发表过的(这首诗我没有保留下来，意思是孩子要到海边去，孩子的妈妈不让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赶快回家，带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说是我思念自己的儿子，托为儿童的情绪所做出来的)。又有一次，我把王维的《竹里馆》那首绝诗写在纸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是我从前最喜欢的一首诗，喜欢它全不矜持，全不费力地写出了一种极幽邃的世界。我很喜欢把这首诗来暗诵。振铎看见了这首诗，他以为是我做的，他还这样地问过我：
——“你还在做旧诗吗？”
在初回上海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也到马霍路来过。那时少年中国学会另外出了一种杂志，叫着《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号”，向我征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铁问题》寄去。因为那篇文章不很满意，我便写了一封信去，请把原稿退还。左舜生便亲自到了马霍路来。来时是在晚上，他告诉我《少年世界》杂志已经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时又谈到了些别的事情。
——“听说你们要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啦？”他这一问，使我很诧异，这个计划怎么他会知道？他又说：“寿昌在二月间有信来，托我找出版处，我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仿吾们在东京开第三次会议时，为甚么寿昌没有出席，以及找出版处的事之所以没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艺杂志，这是始终在脑子里盘旋着的一件事。《新晓》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着，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晓》之外另出一种刊物，这层是得到了赵南公的同意的。当时我也暗暗地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像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同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虽然有一位邓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长沙后连信都少有寄来，在日本东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来回至少要两个礼拜。起初要主编《新晓》，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时，局面又改变了。就这样，我呆在上海由四月初达到六月中旬，杂志的事还没有弄出一个眉目。我便想，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杂志用甚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期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于是我在七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据郑伯奇1921年日记，郭沫若离开上海的时间当在6月以前。。
这次我往日本的来往路费，是赵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块钱，还送了我老婆一只金镯，是买成四十三块袁头。这一百四十三块钱就算是我在编辑所里住了三个月，编译了三四本书的报酬了。但在当时我的“流氓痞棍”性似乎还不十足，领了那笔钱总觉得有点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