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我应该追溯到我们和文学研究会发生纠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时，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也就是文学研究会由酝酿期向实行期突进的时候。
我的西湖纪游的那几首诗，是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国，振铎也就是其中的一人。振铎的名字我是在《时事新报》上时时见到的，共学社的出版预告里面有他的名字，《学灯》里也常见他的名字。在我们由西湖回沪之后的不几天，接到振铎写来的一封信，约我在一天礼拜日在半淞园会面。
仿吾在这时候才告诉了我一件事情。
原来振铎和他的朋友们要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有过一封信寄到东京田寿昌处，约他和我加入。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那封信仿吾是在寿昌处看见的，他那时说过寿昌的不是，那样的消息都没通知我一声。
半淞园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不知道，是赵南公的儿子送我到西门，由西门改换中国电车坐到了那儿的园门口。在那儿遇着了振铎，沈雁冰，和编辑着《时事新报》的《青光》栏的柯一岑。一岑和李石岑到马霍路来看过我，他是认得我的，我和振铎、雁冰算是初次见面。
见了面彼此都很殷勤，特别是振铎，他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我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旧了的鸡血红的华丝葛的马褂，下面是爱国布的长衫。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腊人的风味，但那时好像没有洗脸的一样，带着一屋暗暮的色彩。他伸出来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学生的手一样，有很多的墨迹。那时候我觉得他很真率，当得德国人说的unschuldig，日本人说的“无邪气”。
雁冰所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马褂，竹布长衫，那时似乎在守制。他的身材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背是微微弓着的，头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谈话的时候，总爱把眼睛白泛起来，把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来看你。声音也带着些尖锐的调子，爱露出牙齿咬字。因此我总觉得他好像一只耗子。——我在这儿要特别加上一番注脚，我这只是写的实感，并没有包含骂人的意思在里面。
柯一岑的印象没有甚么特别可说的，我只记得他的面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翘，有点朝鲜人的风味，只是没有朝鲜人所共有的那种可怜的茫漠感。他穿的是青哔叽的学生装，我听雁冰称之为“劳动服”。
四个人将近玩了一天，中饭是在园子里面用的，是振铎付的钱。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临池的亭子上，因为是礼拜，园子里还有好些人在用中餐。饭后我同振铎坐在那临池的栏杆上，望着池里的败荷梗。
——“我们不久要在《时事新报》上出一种文学周刊，”振铎对我说，“希望你能够合作。”
——“我已经看见过你们登的广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尽力地帮助。”
——“你索性加入我们的组织不好吗？”
——“没有甚么不好的，只是我听说你们最初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写过信给田寿昌，并邀我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么一封信。那时没有得到你们的回信。”
——“那信我并没有看见，寿昌没有把信给我看。他没有答复你们，想来他怕是没有合作的意思。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了。”
——“好的，总之请你帮忙好了。”
当天谈的话自然很多，在园子里游玩了好些时刻，还在园外的田野中逍遥过好一会。一面走着，一面畅谈，但那临栏的一节话要算是那天谈话的核心。那一节话我也记得最清楚。在田野里盘桓到天色将晚的时候，一岑要到报馆里去，雁冰也好像有别的事情，我们便同坐电车到西门，在那儿握手告别。一岑在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一句话：“你今天会很有一些诗产生出来啦。”但不幸那天的游览我却没有记在诗里。
振铎看我不熟悉上海的路径，怕我走错路。他从西门还陪我坐了好一节的电车，坐到一处很繁华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车，指示着和乘来的电车道成正交的路线对我说：“你乘那一路的电车往西首走，走不好远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面左手边上有一个大跑马场，在那跑马场门口的电车站上下车，便是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车的地方是先施公司前面，浙江路和大马路成正交的那个十字口，这自然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很感谢他的殷勤，但我不知道他那时是不是已经住在闸北，如是已经住在闸北，那他乘浙江路的电车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节路也不必就是专于为我了。不过他的确是陪我下过车，他那时候的厚情，我始终是怀着谢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