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着怎么，因为那儿的功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闹的是“姆士苦鲁士”(musculus筋肉)，“奈尔乌士”(nervus神经)，“欺尔苦拉穹”(circulation循环)，“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辞。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箧，纵横狼藉地贴各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像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像太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一九二○年七月十日，我索性放下了决心，别离了安那和两个孩子，跑到门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在门司养病(就是《残春》中的贺君)，我去看他时，他的病也快要脱体了，打算在七月底退院回国，约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一九一五年的“五七”虽然回去过一次，但只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甚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那末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乐得有伴，我就答应了他，又由门司折回福冈。折回福冈时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张东荪的来信。
张东荪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译过一些，他便劝诱我从事全译。条件在《时事新报》上有广告登着，售稿或版税都听随自便。
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那不用说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着手《浮士德》的全译，把回国的计划暂时中止了。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像那《欧北和酒寮》、《魔女之厨》、《瓦普几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掺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竽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在这些地方译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译出时，会成为全无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韵文译出，也不外是下乘的游戏文字而已。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