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间大房子是先下了三个月的定钱的。陈老父子在十一月中旬走了之后，我们还在那儿住到了年底。在当年的除夕我们才搬到了附近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那时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过好几首绝诗。有几首我还记得，把它们写在这儿：
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
我自昂头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算好倒还没有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这没有闹到自暴自弃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没有钱的关系。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风尘潦倒，便要写出满纸的醇酒美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为之洒雪无限同情的眼泪。其实那所谓醇酒美人是要以钱为前提的。
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做那篇小说时是在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那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纵贯朝鲜的铁路上虽是跑过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刚山并不曾去过。我的关于金刚山的知识，只是看过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刚山游记》。所以那小说里面所写的背境，完全是出于想象。
那篇小说写成了之后，因为《骷髅》尝受过一次绝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了。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寄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