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浮士德》的第一部费了四个礼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笔在日本的“改良半纸”上写出的。由于涂抹得厉害，我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于是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都为此消费了。第二部更长，更难译。难译的原故就因为那儿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我最难忍耐。因此我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不译。这个办法并不是由我创始，《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仅译第一部的在二十种以上，把第二部全译了的不上十种。演《浮士德》的人，也多只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写信给共学社，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不知道是那封信邮失了，还是共学社的人看见我不想译完，便以为没有出版的价值，信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我又只好把译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回国的念头同时也寄放着了。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大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译稿拉去做窠去了。纸是改良半纸，异常柔软，但那高客先生们还嫌不如意，把纸头咬得来真是和粉一样碎。这个灾难使我失望不小，因为那是我费了两个月的劳力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却才成了这样一个下落。被咬坏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场。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难译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还保存着，都还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已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翻译了《浮士德》对我却还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InnennachAussen”)的一句话做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
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博士，他在《语丝》上嘲骂过我，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像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公国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是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