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说的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诸人。伯奇那时还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际，又是由于寿昌介绍的。自寿昌来访之后，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听了仿吾的劝告，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但我的烦闷并没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佛罗贝尔的《波娃丽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当在这样烦闷而动摇着的时候，仿吾也和我一样在烦闷而动摇。他是学造兵科的人而要彻底地研究托尔斯泰，单是这一点已经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他决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户乘船动身，船在四月一号可以抵门司。我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四月一号到门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国。
我是在晚上动身的。那时候我家里还稍稍出了一点悲剧：便是我们在海上住了两年多的房子，在我决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号的那一天，屋主来领了房金，同时说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们在一礼拜之内搬出。这到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口实，实际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愿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放着的，虽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为房间。我们起初租赁下来的时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们赶走之后，所新招的一家人听说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经决定了走，而我留在后边的家族却要被人驱逐，这使我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在这儿我是应该感谢我的安那的。她平常虽是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但她看到我就像成为了狂人的一样，呆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她也就决心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强，只要一起了决心，便没有什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我，执行了既定的计划。
由福冈到门司只有两个钟头的火车。我动身时是在夜里，因为在白天时两个孩子看见我走，是会哭的。安那在夜间煮了些红豆饭，烧了一匹红鲷鱼来替我饯行。这是日本民间的风习，表示喜庆或祝贺的时候便要用这些东西。红豆饭不消说是取其红色。鲷鱼在上海市上称为铜盆鱼，有红有黑，红色的居多。
走的时候天在下雨。安那说要送我到箱崎车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两个孩子在夜间醒了来没人照顾。
丢着一妻二子在后边，虽说是回国、实际是等于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和那晚的夜雨一样，是淋漓地洒雪过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后，剩下的家里人在一礼拜之内不能不另寻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说：“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国之后暂时还有官费可领，我们的事情你可不用担心。只希望你回国去努力，有了职业时，我们便回来跟着你。”
就这样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个月，才第一次要作长久的分离。我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我心中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门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也晴起来了。海湾中的海水呈着浓蓝的颜色，有好些白鸥在海上翻飞。在晴明的自然中，与久别的旧友重逢，夜来的忧郁已被清冷的海风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舱，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另外替我空下了一个铺位。同时他还替他的友人护送着家眷，那是搭着二等舱的。
在门司时天色异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便遇到风雨。我是爱晕船的人，睡在那黑蜮蜮的三等舱中一动也不敢动。仿吾很强，他时而要跑到二等舱去照拂友人的孩子们，时而又跑到三等舱来和我谈话。仿吾随身带了不少的德文书，雷克朗牟(Reclam)版的屠格涅夫的小说。他的托尔斯泰的研究又已经转换成屠格涅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机会把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