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译：君子要做到真正的明智，就需要兼顾全面地听取他人的言论；而那些昏庸无道的人之所以不能明智通达地处理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偏听偏信。因此，作为君王必须兼顾全面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这样就会越来越圣明；而如果一味地偏听偏信，就会越来越愚昧无知。）
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年，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译：唐太宗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皇帝为什么有的明达，有的昏庸无道呢？”魏征说：“就是因为明达的君主会兼听所有的言论，那些只偏信一方的君主则昏庸无为。”）
延伸思辨：兼顾全面，方才明智
苏轼的《题西林壁》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体现出了诗人的非凡观察力，更为重要的是短短的四句诗中透出的哲学味。
同是一座山，只因看的角度不一样，观察到的结果便大相径庭。为什么不能认清庐山的真正面目呢？原来只是身处在庐山之中的缘故。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看事情要全面、客观，不可以偏概全，否则就容易被一些局部的现象迷惑。将此诗之意引申到生活中，就是说只有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看明白事情的真相，从而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只听信某一方面的意见就容易一叶障目，以致于得出片面的结论。
纵观历史，因为偏听偏信而亡国的国君不在少数：赵孝成王偏信身边奸佞，遂以赵括代廉颇，长平一战大伤元气；秦二世偏信赵高，遭受灭夷之灾；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之变。
与此相反，能够兼听的君王、首领则都是治国有道，治邦有方。上古时期，尧舜开放四方言路，广纳四方良言，同时拒谗言、惩诬陷，使自己看到了四方事情，安抚了四方百姓，成就卓著。
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但同时又不会迷信于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在兼听他人的想法之后，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从而做出自己最终的结论，这样做出的结论往往是全面、正确的。
精彩典故： 兼听则明才有贞观盛世 魏征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 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开创了贞观盛世。而作为一代贤相，魏征在“贞观之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与魏征既是君臣，又是朋友。没有唐太宗的贤明大度，就不会有魏征的忠直；而没有魏征的忠直，唐太宗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镜鉴。二人相互衬托，相辅相成。 当初，魏征是唐太宗对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爱才之心，才使魏征有了发挥才干的平台。他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谬误。他为唐太宗讲解了“民可载舟，又可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治国道理，也常常犯颜直谏。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达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甚至让唐太宗下不了台。当然，皇帝也是人，有时唐太宗回宫后发火，声言恨不得杀了这个乡下佬，但他又不愧为一代贤明君主，火气过后又为有这样忠谏之臣感到欣慰，就一次次原凉魏征的犯颜直谏。以至在魏征死后，唐太宗极为伤感地对众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唐太宗的感叹自有道理，而魏征也应为遇到唐太宗这样虚怀纳谏的君主而庆幸。如果侍奉的是一个小鸡肚肠的昏君，魏征的下场是很难料想的。
当代镜鉴：管理者更需“兼听”
许多人，尤其是领导者常有一意孤行的毛病，除了个别亲信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不耐烦地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唯恐听到不同意见，更别说是反对意见了。这类人看似聪明，其实糊涂，明知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可碍于“面子”，终不肯放下“架子”，最后听到的是一片赞美声和附和声，也正是在一片赞美声或附和声中，自己击垮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