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那十来个骑马的人已挥鞭策马远去了。
午饭的时候，一辆轨道车从城里飞驰而来。朱赫来和阿基姆从车上跳下来。托卡列夫和霍列亚瓦上前迎接他们。从轨道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枝步枪。
他们急匆匆地朝工地走去。朱赫来军大衣的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一道道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摇右晃。这是他当水兵养成的习惯，两条腿像圆规似地叉开，仿佛脚下是鱼雷艇上摇晃不停的甲板。托卡列夫时而要跑上两步，而高个子的阿基姆能跟上朱赫来的步子。
“匪徒的偷袭还不是大问题，现在让人头疼的是有个山坡横在我们这条路的前面。真该死！要挖的话，工程很大。”
托卡列夫站住了，转身背着风，用两个手掌合成小船形状，点上烟，猛抽两口，又赶上了走远的两个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朝前走着。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你们能否按期建成这条支线？”
托卡列夫停顿了一会儿。
“你知道，老弟，”他终于开口答道，“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按期建成也不行。”
他们赶上了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老钳工托卡列夫激奋地说：
“瞧，难度就在于这个‘但是’上。这里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加上人力和装备都极其缺乏，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建成这条路绝对不行。因此我才说：‘只要我们不全被冻死，一定按期完工。’你们自己去看看，我们在这儿已差不多挖了两个月的土了，第四班都快到期了，可基本成员却始终没换过班，一直没有休息，硬是靠青春的活力支撑着。要知道，他们中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看看这些小伙子，心都会流血。他们真是无价之宝……有的人会在这鬼地方送命的。”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窄轨铁路铺好了。
再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左右，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了一排长木头，就像是被风刮倒了的栅栏，这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坡，还只是一条平路。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在铺枕木。一个蓄着红胡子的农民，穿着一双新树皮鞋，不慌不忙地从雪橇上把木头卸下来，扔在路基上。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也有几辆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两根长长的铁杆放在地上，当作路轨的准尺，使枕木能够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和铁锹全用上了。
铺放枕木是一桩很费工的细活。每根枕木都必须埋放得牢靠而平稳，使铁轨的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每根枕木上。
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人懂铺放枕木的技术。他已经五十四岁，但一根白发也没有，还留着一把乌黑的、分成两绺的大胡子。他主动留下，已经干第四期了。他和青年人一样忍受着各种艰难，深受人们的敬重。这个党外人士（他是塔莉亚的父亲）每次都应邀参加党员大会，总是坐在荣誉席上。老人为此十分自豪，发誓决不离开筑路工地。
“你们说，我怎么能把你们丢下不管呢？没有我，枕木铺不好的。这事需要眼力和实际经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俄罗斯各地跟枕木打交道……”每次换班时，他总是真心实意地这样说，也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下来了。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对他负责的工段很少查看。当朱赫来他们三人走到干活的人跟前时，汗流浃背，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挖安放枕木的地槽。
阿基姆几乎都认不出这个装卸工人了。潘克拉托夫瘦多了，他本来就很宽的颧骨显得更高更突出了，很久没有好好洗过的脸显得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人来了！”说着，他把那只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挖土声停了下来。阿基姆看到周围一张张苍白的脸。人们脱下来的军大衣，短皮袄都堆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和拉古京交谈几句之后，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把同来的人领到掘土的地方去。装卸工和费奥多尔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说说，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跟那个肃反人员的事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是怎么想的？”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善言辞的装卸工人。
潘克拉托夫难为情地笑了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