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姆拒绝在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的问题。杜巴瓦对我们说，电车管理局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一口咬定只肯给两辆电车，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杜巴瓦说：
“你应该改掉游击作风，如果再这样做，就要坐牢的。难道不可以协商，非用武力不行吗？”
我还从未见过杜巴瓦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只会说空话，你怎么不去协商呢？你只会坐在这儿喝喝墨水，大发议论，废话连篇!我要是不把铁轨运到博亚尔卡，就得挨嘴巴子！真该把你派到工地上去，免得你在这儿碍手碍脚!该把你送到托卡列夫那儿去吃吃苦头！”杜巴瓦吼得整个省委大楼都能听得见。
图夫塔写了个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但是阿基姆让我出去，他俩单独谈了约十分钟。图夫塔冲出阿基姆的房间时，气得满脸通红，怒发冲冠。
12月3日
省委接到了铁路肃反委员会的举报，控告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和另外几位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火车站拆掉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装上车准备运走时，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要逮捕他们，而反被他们缴了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子弹的手枪还给了他。门窗全运走了。铁路物资处又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的仓库里提走了二十普特钉子。他把钉子作为报酬分给农民，要农民把长块木头从伐木场里运出来。这些长块木头是代替枕木铺路的。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朱赫来同志。他笑着说：“我们把这些事情顶住。”
工地上十分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为一些细小的琐事也不得不施加压力。有时还得把一些有意刁难的人请到省委会去。工地上的施工也越来越难了。
奥利申斯基带了一只小电炉给我。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烘手，但房间里并未因此而暖和些。那么在森林里的人怎么熬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也很冷，病人们都不愿从被窝里出来。那里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不，奥利申斯基同志，你说的不对；前线的悲剧也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消息说，博亚尔卡工地被大雪封住了，施工暂停了。人们正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作出决议：必须在1922年1月1日之前完成窄轨铁路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把铁路筑到伐木场边缘。听说当这一决议传达到博亚尔卡时，托卡列夫回答道：“只要我们不全被冻死，一定按期完工!”
没有听到柯察金的一点消息。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有发生像潘克拉托夫受控之类的“事件”。至今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见我。
12月5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筑路工地。
马蹄小心地走在松软的雪地上，偶尔踩着雪下的枯树枝，发出清脆的折裂声。听见响声，有的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当它那耷拉着的耳朵挨了一下之后，又奔跑起来，追赶上队伍。
十来个骑马的人越过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丘陵地带的前面是一长条尚未被冰雪覆盖的黑土地。
骑马的人在这里把马勒住，马镫碰得叮当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经过长途跋涉，大汗淋淋，使劲地抖动了一下身体。
“来这儿的人真他妈的不少。”领头的人指着前面的屋子说，“我们主要是吓唬他们一下，把他们赶到外面来受受冻。头儿说了，一定得让他们明天全部滚蛋，要不，这些混蛋会弄到木柴┑摹…”
这帮人沿着窄轨朝车站方向鱼贯而行，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空地。他们没有走上空地，而是躲在树的后面。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地从那棵在月光下变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滑了下来。树间冒出短枪的火光，子弹打落了破墙上的泥皮，把潘克拉托夫运来的窗玻璃也打碎了，发出一阵叮当的响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马上跳了起来。但是，子弹像蝗虫似地满屋乱飞。人们吓得又卧倒在地。
倒下去的人一个压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你上哪儿去？”杜巴瓦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道。
“出去看看。”
“躺下，傻瓜！你一露面，就会被打死的。”杜巴瓦急忙地低声说道。
他们两人紧挨着躲在房门口。杜巴瓦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枪伸到了门边。保尔蹲着，紧张地用手指摸着左轮手枪上的弹槽。弹槽里还有五颗子弹。摸到空槽之后，他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声骤然停止，突如其来的寂静令人惊讶。
“有枪的人都到这儿来!”杜巴瓦低声命令着。
保尔小心地把门推开。外面已空无一人。只有雪花不紧不慢地飘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