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喊大叫的人站在奥库涅夫的背后。奥库涅夫擦了根火柴，想看看这个想当逃兵的人是谁。刹那间，火柴光照亮了那张忿怒得变了形的脸和张大了的嘴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又没躲藏，我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笔直地站了起来。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说党的任务是苦役？”他用沉重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低沉地说，“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城，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这儿逃跑，城里的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我们早点完工，就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像刚才那个人一样，要当逃兵，这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装卸工人从不爱长篇大论，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打断了：
“那么，非党团员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回答得十分干脆。
会计的儿子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挤到桌子跟前。一张小小的团员证像只蝙蝠在桌子上方翻了个筋斗掉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弹了一下，竖着落在桌上。
“这是我的团员证，收回去吧，我可再也不愿为这张小卡片卖命了！”
他的尾音被板棚里爆发出的一片叫骂声淹没了。
“居然把团员证扔掉！”
“咳，你这出卖灵魂的家伙！”
“你混进团来是为了升官发财！”
“把他赶出去！”
“该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掉团员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似地让出一条路来。他一走出去，门就吱咯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用手指捏着被扔掉的团员证，把它放到油灯的火苗上。硬纸片烧着了，缩成一团发黑的小管子。
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一个骑马人迅速逃离破旧不堪的板棚，钻进黑暗的林中。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在一块塞在门缝里的小胶合板上。他们划了根火柴，用衣襟挡住风，借着摇晃跳动的火光，看到板子上写着：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谁留在这里，就让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毫不留情!限你们明天晚上之前滚蛋!大头目切斯诺克（签名）。
丽达房里的桌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严冬已经来临。下楼时遇到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便一起走着。
“我就是喜欢初雪。冰天雪地，景色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此时，我想起了博亚尔卡的人们，回答他道，严冬初雪引不起我的兴致，相反，心情十分沉重。我也说明了原因。
“这是您个人的感受。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么就应该认为，在战争年代里，笑声和一切乐观的情绪都是不允许的了。但在生活里却不是这样。前线确实悲剧频频。那里的生命时刻受到死神的威胁。但即使在那儿，也还有欢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则依然如旧：笑声和眼泪、悲哀和欢乐、对美的追求和享受，还有心灵的激动和爱┣椤…”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里很难辨别出哪句是嘲讽。奥利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1917年入党。他总是一副欧式打扮，胡子刮得光光的，还稍微洒点香水。他住在我们这幢楼里的谢加尔的那套房里，傍晚常上我这儿来聊一聊。跟他聊一聊很有意思，他了解西方，在巴黎住过多年，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的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想法，他有勇气讲实话，而且他献殷勤的方式也不粗鲁。他善于把这些做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带点粗犷的朴实比奥利申斯基的那种欧式派头更为亲切。
经常收到来自博亚尔卡的短讯。每天筑路一百俄丈。他们在冻土上砍出轨槽，然后将枕木铺进去。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人。第二批派去的人有一半当了逃兵。条件确实艰苦。天寒地冻，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杜巴瓦去那儿已有一星期了。普夏—沃季察的八台机车只装配了五台，其余几台因为缺少零件无法修理。
电车管理局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了所有从普夏—沃季察到城里的电车。他让车上的乘客全部下来，装上了窄轨铁路的路轨，然后让十九辆车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将铁轨运到火车站。电车工人都全力支援他们。
在火车站，留在索洛缅卡的共青团员连夜将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和他的伙伴们就这样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