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帮猎手没一个好东西，”他又说了起来，他性格上有个弱点：唠叨。“你就等着瞧他们玩花招，闹个鸡飞狗跳吧，可那家伙能收拾他们，能让那帮狼心狗肺的人害怕上帝。就说那个猎手何辣吧，他们叫他‘女生’何辣，真是斯文和气，柔声细气，像个姑娘。你还以为牛油含在他嘴里都不会化呢，可去年他不是杀死了舵手吗？说是什么悲惨的意外，可我在横滨就遇见了跟他同艇的桨手，他告诉了我真相。还有那个黑小鬼‘老烟枪’，因为在俄国的保留地铜岛偷猎，不是叫俄国毛子送到西伯利亚的盐矿熬了三年吗？戴上脚镣手铐，跟伙伴们在一起。不是还吵过架，闯过大祸吗？老烟枪还把他杀的人用桶带到了矿顶呢。一回带一块，今天是腿，明天是胳臂，后天是脑袋，就那样。”
“此话当真！”我吓得叫起来。
“什么意思？”他立即反问，“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又聋又瞎，为了你老妈，你也得又聋又瞎。我除了说他们的好话，从来就没有提起过他们和他。上帝诅咒他的灵魂，让那灵魂在炼狱腐烂一千年，然后打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那个钟生，就是我刚上船时磨破我的身子的那人，看来是前后舱说话最直率的人。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暧昧，谁见了他都会感到他的直率和男子气概。那气概给他的纯朴一冲淡，常被误认为是胆怯，可他并不胆怯，他好像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肯定自己的好汉身份。正是这个使他在我初认识他时就反对人家叫他杨生。老易对他的性格和人品做了判断和预言：“在前舱的同事中方脑袋钟生是个好人，”他说，“是水手舱里最好的水手，他是我的桨手，但是只要火花一爆，他就会跟海狼顶起来的。这只有我知道，我看得见，像看天上酝酿风暴和出现风暴一样。我曾经跟他像哥儿们一样谈过心，可是他瞧不起隐瞒自己的观点，瞧不起耍花招。看不惯他就要说，总会有人把话传到海狼耳朵里去的。海狼是狼，而狼又不喜欢别人比他狠。他会看出钟生的厉害的，钟生不会屈服，不会挨了骂挨了揍还说‘是，老板’。啊，会出事的，会的。到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桨手只有上帝知道！船老大叫他‘杨生’，那傻瓜怎么说？‘我的名字叫钟生，老板。’他说，然后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给他听。可惜你没有看见船老大的脸！我以为他当场就会跟他过不去呢，他没有，不过他总有一天会，会叫那方脑袋吃不消，要不然就算我没眼光，不懂得海员的作风。”
“抹给你吃”越来越自大了。他硬要我每次说话都叫他老板。原因之一是海狼似乎很喜欢他。我觉得船长和饭袋成为铁杆兄弟，不可思议，可海狼真这么干。有两三回他还把脑袋伸进厨房，跟“抹给你吃”和颜悦色地开几句玩笑；有一回还在舵楼楼梯口和他谈了一刻钟之久。谈完话，“抹给你吃”回到厨房，可谓一脸油光闪亮，干活时还哼起市井小调，用的是假嗓，南腔北调，弄得我的神经快崩溃了。
“我擅长和老大打交道，”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明白如何做，才能讨人喜欢，我清楚。上回那个船长——我可不在乎下到舱里去跟他闲谈几句，喝上一杯交杯酒。‘抹给你吃，’他对我说，‘抹给你吃，’他说，‘你入错了行当。’‘错了什么？’我说。‘你天生是个绅士，吃饭不用干活的。’他要是没有说这话，书呆子，让我天打五雷轰。那时我可是坐在他那舱房里，大抽他的雪茄，大喝着他的甜酒。”
这种唠叨弄得我要发狂了。一个人的声音，头一回让我如此厌恶。他那谄媚的样子，油腻的微笑，还有那份得志猖狂的德行，刺激着我的神经，有时我气得全身发抖。他绝对是我平生未见过的肉麻之王。他烹调的食物脏得令人难以启齿。因为他做着全船人的饭菜，我只好细细地挑着吃。
我的手没干过体力活，糟透了，指甲变了色，乌黑一片。皮肤的纹理渗进了油污，用刷子也刷不下来，打满了水泡，痛得很。前臂烫伤了一大块，是因为船一晃而倒在厨房的炉子上烫的。膝盖也没有好起来，肿没有消，骨头还翘着，从早到晚，跛来跛去，是难以痊愈的。要想这伤好的话，我需要的┦恰—休息。
休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词意味着什么。休息了小半辈子，还不知道何谓休息，但现在，要是能坐上半小时不动，什么事都不干，什么都不想，那就是极乐世界了。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种启示，我就此明白劳苦大众的生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干活会那么恐怖。从早上五点半起直到晚上十点，我是一仆多主，谁都可以把我呼来唤去，没有丝毫自己的时间。只有水手换班时，才能喘口气，看看阳光里闪耀的海，看看水手爬上纵帆上缘的斜桁，或是放出第一斜桅的帆绳，这时我肯定会听见那可恨的声音，“嗨，你，书呆子，快点。我盯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