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孙子的用间观念是对“军礼”传统的勇敢挑战及大胆否定。在“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军礼”氛围之下，用间被看做“下三滥”的行为，因为它同贵“偏战”而贱“诈战”的原则相违背，所以正人君子不屑为之。孙子认为，这样看问题，未免太迂腐可笑，完全违背了军事斗争的根本宗旨（打得赢）和一般规律（打得巧），按这样的逻辑去办事，仗是必输无疑，而仗打输了，其他便无从谈起，这才是真正的不仁义，真正的不人道，所谓“图虚名而处实祸”。所以，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用间，为用间正名。
最后，孙子的用间观念是对卜筮占验迷信预测的一次根本性的革命。在孙子生活的时代，上古三代的卜筮占验歪风依然刮得很厉害，人们往往依据烧龟甲、摆蓍草得出的结果，选择作战的时间和地点，来判断胜负的定数。可是孙子完全不信这一套，他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强调获取情报、预知胜负的唯一途径，就是“必取于人”。这实际上是倡导在掌握敌情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满了朴素的唯物精神，使自己的“先知”主张牢牢地建立在比较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仅凭这一点，孙子的境界便非同寻常了。
第二，系统全面地说明了使用间谍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应该说，“用间”作为军事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发明权不属于孙子，在孙子之前早已有人运用了。但是，孙子让我们佩服的地方，是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并且将其理性地提炼和升华，使得中国古代用间思想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首先，孙子对间谍的种类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划分。孙子将用间活动按其性质和特点分为五种。第一种叫做“因间”，又称作“乡间”，就是利用敌方阵营中的同乡亲友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打探消息。第二种为内间，即花大本钱收买敌方官员充当间谍，如战国时期秦国贿赂收买赵王宠臣郭开等人，借刀杀人除掉赵国名将李牧。第三种为反间，即设法使敌人的间谍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我方所利用，从而达到扰乱敌人视听，搜集各种情报的目的。第四种为死间，就是故意散布虚假情报，以牺牲自己方面间谍的代价，诱使敌人上当受骗。第五种为生间，就是让自己的间谍在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之后，平安返回大本营报告敌情。应当说，孙子关于“五间”的划分是相当合理和准确的，综观古今中外著名的间谍活动，大多不超出因间、内间以及反间的范围，这叫做“万变不离其宗”。
在说明“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用的同时，孙子进而主张“五间俱起”，使敌人无法了解我方用间的规律，处处被动挨打，时时防不胜防。孙子强调，在用间问题上不能平均使力，而要抓住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在“五间”之中要以“反间”为主，带动其他“四间”，广开情报来源，动员各种间谍运用各种手段窃取敌人的情报，使敌人的反间谍机构“莫知其道”，一筹莫展。“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
孙子“五间俱起”而以“反间”为主的用间方法论，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这就如同作战指导要做到灵活主动、变化莫测一样，在用间问题上也要善于运用多种手段，应变无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既突出重点，又灵活制宜，不拘一格，这种“因情用兵”的思想方法，表明孙子真正悟透了神妙无比的用间之道，进入了用间的上乘境界。
其次，孙子系统地提出了用间上的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论证了间谍工作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说明谍报问题的关键性、优越性和机密性，这就是所谓的“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孙子用间三原则的核心精神，指的是怎样为用间行动提供保障，以获得预期的成功。间谍活动既然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那么就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它。而要做好用间工作，真正发挥用间的作用，关键的关键又在于在用间的过程中严格保密，滴水不漏，“事莫密于间”，使得敌人根本无法了解我方用间的动态及规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杀人灭口：“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正因为必须高度保密，所以间谍的人选只能是将帅的心腹，将帅熟悉他们的性格、才能以及爱好，能够将其牢牢掌控；同时他们也甘心服从军队的整体利益，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矢志不渝地效忠于将帅本人，这就是“三军之事，莫亲于间”。
由于间谍工作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为了鼓励人们心甘情愿去从事这个高危行业，严守机密，默默奉献，实在有必要在物质上为他们提供最优厚的补偿，于是，便有了“赏莫厚于间”这一原则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