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巧妙灵活地变换战术，刚柔兼济，因敌变化。一旦做出战斗的决心，决定了进攻的时机，选定了主攻的方向，做好了打击的准备，在战役战斗中就要灵活用兵，巧妙指挥。孙子对战略进攻中的战术运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心内容是“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决定自己的战术运用。诸如，隐蔽自己的作战企图，示形于敌，瞒天过海，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易其事，革其谋”、“易其居，迁其途”；布列阵势如常山之蛇一般，灵活自如，反应敏捷，善于策应，“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等等。其宗旨就是强调灵活的指挥，多变的战术，反对墨守成规，避免贻误战机，陷入被动。
这里，孙子已触及战术运用上的最深层次命题，即战术理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问题，用哲学范畴来表述，就是“常”与“变”的对立与统一。所谓“常”，是指事物的稳定性、永恒性；所谓“变”，是指事物的变化性、适时性。就兵学而言，“常”与“变”的统一尤为重要，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或然性与盖然性的有机统一。
成型的战术原则，是千百万人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和通用性，对它自然应该予以最大的尊重，这一点孙子心里非常清楚，他一再强调“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坚决提倡“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说明他对既定的战术原则是何等的信赖，何等的推崇。
但是战争是最具有或然性的活动，随机性、变化性是它的根本特点，战术上的“常法”不可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如果一味拘泥以往的经验，迷恋于作战的成规，非打败仗不可。因此，用兵打仗，在尊重“常法”的同时，须更注重战术的灵活变化，随机创新，因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用兵艺术魅力之所在，才是兵学原则不断丰富、升华的不竭动力。正如何去非所说的那样：“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合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主张在战略进攻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践墨随敌”、因敌变化的战术原则，这实在是切中要害。
其四，大胆坚决地深入重地，把战争指向敌人的腹心地区。战略纵深是敌人的腹心，对它实施打击，效果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往往能起到动摇根本的作用。所以，孙子主张迅速将重兵插入敌人的心脏地带，“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来确保战略突袭行动取得成功。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要求迅速通过敌国浅近纵深的“轻地”，不作纠缠，即便是敌之战略前哨的“争地”，也要巧妙迁回，决不旁骛，“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免得干扰和牵制自己的战略主攻行动。同时，要实行脱离后勤保障的无后方作战，依靠劫掠敌国来补充自己的粮草：“掠于饶野，三军足食。”
孙子这一作战指导原则，在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之战中有非常精彩的印证：战争伊始，美英联军迅速突入伊拉克境内，兵锋直指伊首都巴格达。为此，美英联军置卡尔巴拉、纳西里耶、纳杰夫等城市、要点于不顾，全速开进，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推进四五百公里，基本上形成对巴格达的战略合围之势，很快将这座象征着萨达姆政权力量的城市加以攻克，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这种直插腹心、占敌重地的做法，是战略进攻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孙子关于战略突袭的指导思想是以优势的兵力、多变的战术、出敌不意的时间与方向，深入敌之重地，给敌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战术上，收到“使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的效果；在战略上，达到“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其城可拔，其国可隳”的目的。
孙子的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进攻突袭作战的普遍规律，曾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孙子亲自参与指挥的破楚入郢之战，可以说是这一原则的实战体现。这次影响春秋晚期战略格局的重大战争，以吴军五战入郢、大获全胜而告终。而吴军之所以取胜，除了其政治清明，具备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善于“伐交”外，关键在于其作战指导的高明，而这种高明集中体现为吴军遵循了孙子的战略突袭原则。一是“顺详敌之意”，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松懈戒备。二是正确把握进攻时机，明智选择主攻方向，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突袭，迫使楚军在被动形势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机会，真正做到了“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顺利实现了“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