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也是其“五不”为内涵的机变制胜理论的哲学基础。它的要义在于辨证对待利害关系，预作准备，顺利时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时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三）有备无患的战争准备思想。
在本篇，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强调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要立足于做好准备，拥有强大的实力，震慑住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孙子认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活用“九变”，机动灵活，属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范畴，是制胜的重要途径，但是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还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而强大的实力则来自于认真的备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恃吾有以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是“九变”方法实施的必要条件。
必须指出的是，孙子有备无患的思想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揭示了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历史上，总有少数战争狂人，出于私欲，将战争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乞求这些人发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正确的对策是，既反对战争，又不惧怕战争，以战止战，争取和平。
要做到“有以待”、“有所不可攻”，就必须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这样广大民众才会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反侵略战争，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粉碎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孙子有备无患思想应有的逻辑意义。
（四）重视将帅个人的性格修养，防止“覆军杀将”悲剧的发生。
在孙子的心目中，将帅是国家的辅木、军队的主宰，其才能、品德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战争胜负。同样道理，能否实施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地作战指挥，也依赖于将帅个人的主观条件。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强调，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必须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为此，他在本篇结尾处再次强调，要努力克服“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五种缺陷，以避免“覆军杀将”这类悲剧发生。
孙子的这番论述，是他关于“九变”原则实施的条件保障，也是他朴素军事辨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朴素辨证法思想的重要属性之一，是事物转化观点上“节”与“度”概念的提出。当时的思想家孔子、老子等人已对事物转化的临界点即“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既不可不及，又不能太过，“过犹不及”。孙子“将有五危”论述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理性精神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有的优良品德，然而一旦过了度，发展到“必”这一程度，性质就走向反面，成为“覆军杀将”的诱因。“杂于利害”，归根结底，像以“节”控“势”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把握“度”的问题，它是用兵打仗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掌控事物变化的临界点，既不要做过头，也不要做不到，顺境之中不忘乎所以，逆境之中不灰心丧气。用兵讲求变化，变化越多越好，越神鬼莫测则越高明巧妙。所以要“九变”，“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然而，这种灵活机动不是毫无规律、随心所欲的“变化多端”，而是有分寸感和恰到好处的“权宜机变”。所以它才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最佳的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事实正是如此，不高明就没有辉煌灿烂的兵学文化，不中庸则不可能使这种兵学文化长期稳定而守恒。《孙子兵法》仅凭“杂以利害”这条原则，就足以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