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言归正传。虽然满人铁良像兰斯东勋爵一样，没有荣禄和索尔兹伯理勋爵的“气魄”，但由于他们能够克己，因而也就摆脱了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特有的弱点：极端的急躁和任性。铁良，和兰斯东勋爵一样，以沉着冷静著称，在革命和国家剧变的时代，这是一种伟大而可贵的品质。借用一句俾斯麦的隐喻来说，如果荣禄和索尔兹伯理勋爵是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那么铁良和兰斯东勋爵则是水泥——坚硬的水泥。引申一步说，在革命和扩展的时代，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人——拥有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毒气”；像庆王和巴尔福先生那样带有极端物质实利主义倾向的人，则变成了“泥浆”。而像铁良和兰斯东这样的人，由于连何为理想主义何为物质实利主义也一概不知，仅仅具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便成了又硬又纯的水泥。对于奠基房子来说，水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来抵挡暴风雨和洪水的冲击，保证房屋不至于整个地坍塌。然而，当环境迫使你不得不改变和扩建房屋的时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东西不仅没有用，而且肯定还难以处理，妨碍你干事。要是赶上一场地震，那就连房子带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
隐喻的话就此打住。在一个国家，像中国的满人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他们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moral hardiness”)，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沉着冷静。
即使天塌下来，砸在身上，
他也绝不动摇，毫无恐惧。原文为：Si ftactus illabatur orbis，
Impavidum ferient ruinae.
这样的人，在社会剧变和国家动荡时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剧的社会堕落、国民道德总体的败坏，以及社会与文明的彻底崩溃这一消极防御目的而言，是极为可贵的。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种人极端虚假的理想主义没能起到防止作用。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那种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只能帮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八
事实上，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这样的人是现代清教徒：此种人，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而不是像“谈起来就害怕”的英国人斯特德先生，汉口的杨格非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55年来华，先在上海传教。1861年从上海出发，遍历华中各省，为第一个深入华中的基督教传教士。最后卜居汉口，在两湖传教，有“街头传教士”之称。据说所设福音堂达百余座。曾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后改为杨格非学院，培养华籍传教士。著有《对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呼声》等书。牧师、甚至于张之洞这种人——才是现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但是，这些现代清教徒是心中没有神的清教徒。无论如何，他们的神，我说过，跟《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差不多。现代清教徒，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他们心中的神是——荣誉和责任。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新约圣经》里的神：爱和仁慈。当仁慈之神向现代清教徒请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个比讲荣誉和责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宽恕罪犯，体谅作恶和违法的人，乃至对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当仁慈之神请求按此种法律行事的时候，现代清教徒却回答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神，我们必须公正无私。”甚至于爱神——我们见到的那些面容苍白、双眼倦怠、两颊凹陷的满族妇女——恳请于他们时，也是徒劳。当爱神如此请求的时候，现代清教徒用缓和而冷酷的声音回答道：
我不能爱你这么深，亲爱的，
我对荣誉也不曾如此厚爱。
就这样，现代清教徒决定参加公平竞赛了。中国的铁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兰斯东勋爵则要在英国继续建造无畏战舰。与此同时，中国的满族妇女那苍白的面容越来越苍白，两颊陷得越来越深；而在英国，要求女人参政的妇女则尖声叫喊着与警察搏斗，到头来，不是自身的女人味消失殆尽，就是一命呜呼。现代清教徒们就这样公平竞争下去，直到总有一天，现代欧洲将会听到一声大叫，就像两千年前在古代欧洲所听到的那样，当时，他们把《犹大书》《犹大书》：《新约圣经》中的篇名。中那个拿撒勒的圣人钉在十字架上——叫喊着：“潘神潘神(Pan)：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死了!”简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样，现代清教徒，比如铁良和兰斯东勋爵这种人，他们太过刚直耿介，太道德了，不可能去冒一个不道德的险，因而也就无法维护道德和文明于不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