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兰斯东(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1845—?)，英国政治家，一个强权人物，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铁良铁良(1863—1938)，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曾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继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1910年调任江宁将军，辛亥革命时，负隅顽抗，兵败逃匿。铁良是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bēte noire），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犹如英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憎恶兰斯东“霸王”。因为兰斯东和铁良这种人不仅是“霸王”，而且是沙皇——一个上帝派来的可怕沙皇，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无赖”，打击乱臣和贼子，消灭一切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两个人，是那欧洲必定要来的、甚至中国也可能要来的超人同类，除非欧洲人和我们中国人马上改弦更张，那个超人将会携带比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更为可怕的东西来，不仅报复性地“改造”我们，而且残害和丑化我们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其香甜之处，美丽之处，乃至聪慧之处，统统糟蹋得面目全非。现代欧洲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约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在本国与这个极其骇人的超人面孔打过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学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他在中国，人称秦始皇，就是那个修筑长城的皇帝。这种超人，英国的兰斯东和中国的铁良只能算是其虚弱的代表，真正强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国那个著名的皇帝。这种即将来到欧洲也可能来到中国的恐怖超人——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他是《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也是现代那些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神。希腊人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官或报应女神。罗马人则称之为本丢·彼拉多，他不知真理为何物，把拿撒勒的圣人（指耶稣——译者）与强盗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钉到十字架上。
现代欧洲人称这一超人为“警察”。这个欧洲“警察”现在也到了中国上海的纳税人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否则，那个“警察”——我指的是“警察”的鬼魂——将逐渐膨胀，直到将整个租界建成一个大兵营供其居住，而所有非警察人员都将没有房子栖身。除非上海志愿队向道台衙门甚或南京进军，以武力迫使道台或两江总督把江苏全省都划归他们，扩大租界。有头脑的英国人应当铭记戈登将军的话：“一个心怀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军队。”军队或警察越多，纳税人要掏出的钱就越多。聪明人，一点就透。——原注。除非欧洲人不再做食肉兽，而我们中国人既拒绝变做食肉兽，又拒绝变成没有思想的英国人，——这一“警察”、这一代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警察”，就会不断成长，直到他变成那种可怕至极的超人，有一天要毁灭全部文明，毁灭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称之为秩序为止。
六
生活在革命的混乱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识修养的人，要想不变成丧失理智的疯子，或不变成使他人丧失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以下三种方式：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类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学问或智识高于简单智识或常识，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抛弃常识、变成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者，即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所谓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极端理想主义，一方面以宗教热忱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以热烈虚假的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人。他们那自欺欺人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毁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但他们还在诓骗自己，以为由此保住了自身高贵的品格。再一种方式，就是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常识远远超过了学识，生活在乱世之中，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置学识乃至高贵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变成悲观主义者和犬儒。悲观主义者是抛弃和扭曲了智识的人；犬儒则是在抛弃了高贵品格之后，又抛弃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观主义和犬儒，当其实际上抛弃高贵品格——抛弃道德法律的时候，却认为他们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贵品质，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样是通过自欺欺人。悲观主义者和犬儒坦白地说：“如何进退，需要三思。”他们用莎士比亚笔下鲍西亚（Portia）的话来为自己开脱：“如果行善与知道何为善行一样的容易，那么小教堂就变成大教堂了，穷人的陋居就变成王子的宫殿了。”然而伏尔泰说过：“C’est la malheur des gens honêtes qu’ils sont des lāches——胆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