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希望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抱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像所有国家的贵族一样，最初都是一个军事部族或种族，其专长在于能征善战。它从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视发展体力，而不是脑力或智力。因此，该部族的后代，甚至到了晚近，社会环境改变了，但一般说来，他们仍然不爱去进行脑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养，你就无法有思想，无法了解思想。进一步说，若没有深厚的智能修养，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没有思想，便无法对现实作出说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见到事物的内涵，见到那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没有思想的农民来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路旁的樱草就只是一棵樱草，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简而言之，没有思想，人们无法说明和了解现实的内涵，而没有正确的思想，人们便无法得知现实真正的内涵——那种现实内在的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这里，我转述一幅弗雷德里克·特力乌斯(Frederick Treves)爵士在《灯笼的另一面》一书中所提供的画面，它是描写中国的伯明翰广州的。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即袁世凯的朋友和追随者们，还有中国的伦敦佬，那个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笔下的阿新，都来自这个地方。特力乌斯写道：“广州是一个梦魇般的城市，一切都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街道阴暗狭窄不见天日，空气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巷子里挤满了菜色的人群，有的衣着肮脏，有的裸露着黄皮肤。他们光着脑袋龇牙咧嘴，他们战战兢兢，鬼鬼祟祟，从一条巷子移向另一条巷子，带着诡秘奇异的神情，使人一看见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的邪恶、可怕的暴乱和刻毒的残忍。”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思想的英国贵族来说，一个衣着肮脏，拖着豕尾，黄着皮肤的中国人，只不过是一个拖着豕尾、皮肤泛黄的中国人而已。他无法透过表面的黄皮肤看到其内在之物——那种中国人的道德特质和精神价值。如果他能够的话，他将看到在拖着豕尾、黄着皮肤的中国人的内里，还别有洞天。在那里，他将看到道教及其胜过古希腊男神女神的神仙群像；他将看到佛教及其无限悲天悯人的诗歌，它们与但丁那深邃的诗歌一样的美妙、伤感和深沉；最后，他还将发现儒教及其“君子之道”。几乎没有英国人能够料到，这种包含“君子之道”的儒教，总有一天将改变欧洲的社会秩序并摧毁欧洲文明。但那个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看不到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一个留着豕尾、黄着皮肤的中国人，就只不过是一个黄着皮肤、留着豕尾的中国人而已，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原注。
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像中国的满洲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缺乏智识修养，一般说来没有思想且无法理解思想，结果也就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她就会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时期，对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会和文明秩序中的人来说，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环绕自己的种种现实——那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既成社会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因为这些现实已经得到了解释，绝对毋需人们再去自行解释。然而，生活在革命和“扩展”的时代——比如当今生活在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些具有智识修养的贤者，像中国文人学士的代表张之洞，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纽曼博士和格莱斯顿，他们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这些人做出了真诚而英勇的努力，来说明解释新时代的新现实。但是，由于他们的智识修养肤浅，不够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只是虚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们对于新现实，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只能做出虚假的总体说来错误的说明。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误的解释和说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改变主意去搞折衷调和：以一种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来自行拯救。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类人的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正如我所说明过的，使得人们在宗教和道德上成为耶稣会士，在政治上则成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