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巡抚迁为湖北巡抚后，端方感到爱国主义并非生财良途。于是又抛弃爱国主义，选择更好的赚钱之道——与外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那些有利可图的重要人物拉关系。不过，他有时候也与那些无业的、把对中国的友谊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外国人交往。这些外国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赏这位满洲破落贵族那种骄横凌人和放肆的戏谑与嘲弄，因为他是个总督。我顺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族高级官员中惟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已故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抚！”话扯远了。然而，端方也常常发现自己吃了亏，他同后一种外国人交往经常是一无所获，我说的后一种外国人，指的是那些无业的洋佬。事实上，德赖登谈论白金汉公爵的那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国朋友：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无论怎么说，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国朋┯选—那些精明的美国人，则迎合他的癖好，诸如爱好搜集中国和埃及古董之类，甚至于用黄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励他。而当端方有话可以戏弄他们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洋朋友们，已经是大笔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经搞到了一笔中国国家的赔款。
我不必再谈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谁都知道，他通过炫耀与外国人的友谊，受命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对于端方来说，无论是考察宪政，还是与洋人友好都不是目的，只是投机的手段。这时他盯住的是两江总督的职位。果然，他考察归来便如愿如偿。当上两江总督后，端方像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又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无成，如约瑟夫·色菲斯（Joseph Surface），大谈高尚优美的情操，却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空洞的帝国主义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属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同样是出于这种空洞、虚幻和无良心的帝国主义，端方在他所统辖的人民饿死或几乎要饿死的时候，竟然设计建造了一个优美的公园，它的兽囿里有两头小狮子，——几乎花了一百万两银子！事实上，端方自打成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员，到如今当上大权在握、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总督，他始终依然故我，从来忘不了也改不掉那挥霍钱财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败家，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国人。1888年来华传教。创办汇文书院。1897年辞教会职，协助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曾充盛宣怀和端方的顾问。民国后，还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研究中国美术有成绩，是著名的“中国通”。博士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应变有方。”
不错，已故的张之洞也滥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很清廉。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所有这些在张之洞手下当差的人，都同我们的首领一样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彦，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当他被迫接待盛宣怀，即那个后来的督办铁路大臣，那个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里面最富的成员的造访时——不得不把一条家常红毯子扔过去盖住客厅里那个破烂坍塌的土炕即中国人的沙发。
但是，满人端方及其在他手下当差的人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滥花公款，为的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他们以为自己过奢华的生活是责无旁贷，以便激励和带动他人（pour’encouroger les autres）。激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梦想，端方盼望把中华民族搞得富裕繁荣起来，他认为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身先士卒，带个好头，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自己变成豪华富翁再说。实际上，已故张之洞，正如我们已说明的，他揭橥一个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脚的理论，以为中国人就个人来说，必须严守儒家原则，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门君子，而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则必须抛弃儒家原则，去变成食肉野兽；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则揭橥更为莫名其妙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必须坚守儒家原则，同时民族中的个人则不妨抛弃这一原则，见机捞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尘的手掌”——在丧失天良的生活中获得成功。一句话，在现时代，一个自称帝国主义者的人，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和中国的满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Ophelia）所说的那个牧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