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是布尔战争的爆发和南非持续两年多的祸乱。同样，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理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事实恰恰相反。荣禄尽最大努力，去抑制那些刺痛了自尊而发疯的满族王公们，保护在京的外国人，维护和平。当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董福祥(1840—1908)，甘肃固原人，造反起家，后被左宗棠收编。所属官兵多为甘肃人，称甘军。曾参与收复新疆之役。1897年调防北京，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参与围攻使馆，杀死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辜鸿铭此处有误，德国公使克林德并非为甘军所杀，而是被端王的虎神营士兵打死的)。庚子议和，董氏被指为“首凶”，但因他握有甘军实力，虑“激变”，清廷仅予革职处分。军纪涣散的部下杀死时，他心如刀割，给张之洞总督发出一封告别电报，绝望地呼叫：“Tout est Perdufors I’honno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实际上，像索尔兹伯理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炮台，他身上那骄傲的满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抑制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董福祥带着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其结果，是华北骚乱一年有半，中国人民宁愿每年把千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
这样，索尔兹伯理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孔子说：“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论语·阳货第十七》)
二
议和完结、朝廷返京不久，荣禄便死去了。此后，庆王庆王，即奕(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麟孙。1884年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他奉命留京，与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议和。后任内阁总理大臣。此人贪鄙昏庸、纳贿卖官、结私揽权，是袁世凯在京的靠山。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尽管中英两国社会状况有别，但庆王就是中国的贝尔福。像贝尔福先生一样，他是一个大悲观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有些没有头脑的外国人，还有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事实，即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钱财和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看重过了头。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民主党领袖，两度任财政大臣(1715—1717，1721—1742)，后一任时间极长，成为内阁事实上的掌权者。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者”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与我无关。”（Apres nous，le deluge）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连他这个奢侈惯了的老头子及其一家老小也养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挽救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耗尽了全部的房产、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点外快了。假如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是生活在乔治时代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犬儒主义将使他像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样，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国，也会接受张伯伦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礼物和钞票，就像庆王接受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一样在我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奋力拼搏的时候，一个上海的高级律师告诉我，按照英国的法律，除了法官和警察之外，受贿不算犯法。在华外国人，当他们听说一个中国官员，像上海道台这样的公职人员捞钱致富的时候，会立刻厌恶地指手划脚说，中国必须改革。而当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国有公司经理，那些和上海道台或两江总督一样的公职人员，以自己公司的股份进行投机，稳操胜券地赚大钱，发大财的时候，英国人却说：“这当然是不道德的，‘它违反了最高的道德’。但是，唉，罢了，天天如此嘛。”——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