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读这书，就起一种异感，觉得他讲名学的差不多占了一半，我曾和朋友说，若改称《中国名学史》，倒更名副其实。后来胡先生和我说，本来是由名学史的底稿改成，那就毫不足怪了。胡先生不认名家为一学派，说是各家有各家的名学，真是绝大的眼光。评各家学术，从他的名学上见出他治学的方术，令我们古代哲学在认识论部门占得极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事业，虽是章太炎先生引起端绪，却是胡先生才告成功，我们治国学的人，都应该同声感谢。书中讲的名学，无处不好，若要我讲我微微不满的地方，第一，说孔子的《春秋》以正名为惟一作用，像是把《春秋》看窄了些。第二，把《墨经》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我有点替墨子抱不平。第三，未免把公孙龙抬得太高了。《天下篇》的二十一事，虽然有胡先生替他当律师，说出许多微妙的道理，但内中除了三五条叫我心折外，其余的，我还用孔穿那句老话回答：“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就拿“臧三耳”这句为例，胡先生依司马彪说：“臧的第三只耳朵，必是他心神了。”果然如此，既已是心神，为什么叫他做耳朵？岂不是“异物名实互纽”吗？诡辩家之所以为诡辩就在此。这种诡辩派出来，把正名主义的价值都丧失了。
胡先生讲墨学固然甚好，讲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依我说，第三种“诡辩太微妙”应改为“诡辩太诡”。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我和胡先生都是极崇拜墨子的人，但这一点，是不必为墨子讳的。
九
其余各篇，虽然还有些异同，不必多说了。惟有篇末说古代哲学中绝之原因，该有点商量。胡先生说那四种原因：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二、狭义的功用主义；三、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方士派的迷信；我都承认。但是还有未尽，依我说，有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大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我很高兴，这次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我用十分的诚意，对于胡先生致敬礼。我希望胡先生和海内好学君子更有对于我这批评的批评。
(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