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所以不能不拿《诗经》的资料作惟一的时代背景。殊不知《诗经》的时代，在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这还是照原书三六叶所推算的，其实书中所引诸诗有许多恐怕年代更在前。)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何况讲古代哲学，自当以战国为中心，战国学术最盛时，上距孔子又二百多年了。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胡先生亦自己知道有些牵强，所以只说个“怀胎时代”。但那篇名却标的是《哲学发生时代》。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极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胡先生专宗《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兴，皆因救时之敝。”所以他书中第二篇，讲了许多政治如何腐败，社会如何黑暗，就是因这种时势的反动，就把后来各派哲学产生出来。他所讲的时势状况对不对，已经很是问题，据我看来，内中一部分，总不免有些拿二十世纪的洋帽子戴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诗人的头上。让一步说，算是那状况都对了，恐怕胡先生的结论还不能言之成理。头一件，古代社会交通甚笨，结合甚松，一个地方的腐败黑暗，不容易影响到别个地方。你看，这一两年内，湖南、湖北、陕西等地，鬼哭神号，北京、南京还是弦歌不辍，上海、天津一样的金迷纸醉。现在尚且如此，何况古代!拿某处所采几首诗，代表了完全社会现象，怕有点不妥吧。第二件，原书所举诗人时代三百年，诚然是腐败黑暗；但腐败黑暗，怕不止这个时代吧。前乎此者怎么样？难道胡先生真信文、武、成、康是黄金时代？他说的“长期战争，丧乱流离”并起自此时；唐虞三代的部落争斗，比春秋前后的惨痛，只有增加断无减少。后乎此者怎么样？史籍上很可考见，更不必多说了。然则胡先生所列举四种现象——所谓“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销减；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四二叶)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第三件，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当作学问发生的主要原因，这种因果理法，我实在不懂。据我所见，凡属波澜壮阔的学术，倒是从政局较安宁社会较向上的时候产生出来，这种证据，下文再说。第四件，应时救弊，自然不失为学说发生之一种动机，但若说舍此别无动机，那却把学术的门庭太看窄了。为活动而活动，为真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哲学这件东西，格外带有“超时间”的意味。胡先生的学风，最尊效用，所以把各家学派都看成医病的药。其实他们所说的，一小半固然算得药方，一大半还是他们认作自己受用的家常茶饭，所以拿“救时之敝”四个字来概括他，我觉得不对。
依我说，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当注意下列各事：
(一)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二)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三)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四)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十数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五)霸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六)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皂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七)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四五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八)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六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