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1922年)
一
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两位先生的精神，可谓根本不同，差不多成了两极端，然而我对于他们，各有各的佩服。他们都也曾要求我对于他的大著切实批评，我读这两部书的时候，也随时起了许多感想，但苦于没有时候把它聚拢写出来。这回乘哲学社讲演之便，我很愿意将我所见提出来和诸君讨论，并求两先生指教。
今日先批评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但批评之前有三件事应该声明。
第一，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槌隼幢愎涣耍慌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胡先生这部书，治哲学的大概都读过，都认识他的价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维话来介绍，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第二，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第三，我所讲的，有时溢出批评范围以外，因为我有些感想，没有工夫把它写出来，趁这机会，简单发表一发表。又原书还有许多小节，和我意见不相同的，因时间限制，只好省略了。
二
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特别的观察点。批评的人尽可以自己另外拿出一个观察点来，或者指驳那对手的观察点不对，然而总要看定了人家的观察点所在，而且绝对的承认他相当之价值。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其间想替他修正之处很有限，而且非批评的焦点。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惟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
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我们既承认他的方法不错，那么，对于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应该格外缜密审查。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觉得还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应该修正。
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这部书专从这方面提倡，我很认为救时良药。但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戴一种著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本书极力提倡“物观的史学”，原是好极了，我也看得出胡先生很从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对于“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求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这是我对于这书的总批评，以下分段别论。
三
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著者倡“诸子不出王官”之论，原书附录原是很有价值的创说，像刘歆班固那种无条理的九流分类，每流硬派一个官为他所自出，自然是不对。但古代学问，为一种世袭智识阶级所专有，是历史上当然的事实，既经历许多年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在里头，自然会随时产生新理解，后来诸子学说，受他们影响的一定不少。胡先生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三五叶)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次段更加详辩。依我看来，夏、商、周三代——最少宗周一代——总不能说他一点文化没有，《诗》、《书》、《易》、《礼》四部经，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里头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给后来哲学家不少的贡献，乃至各书所引夏志、商志、周志以及周任、史佚……等先民之言论，许多已为后来哲学问题引起端绪。大抵人类进化到某水平线以上，自然会想到“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政治应该怎么样？”……种种问题，自然会有他的推论，有他的主张，这便是哲学根核。例如人类该怎样的利用自然适应自然，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最刻意研究的问题，这问题决非起于老子、孔子。像《诗经》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号斯言，有伦有脊”；《书经》说的“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祗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左传》《国语》里头所记贤士大夫的言论，也很多精粹微妙之谈。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这种熏习，得许多素养，才能发挥光大成一家之言。胡先生一概抹杀，那么，忽然产生出孔、老，真是他所说的“哲学史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又如《管子》这部书，胡先生断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赞成；若说管仲这个人和后来法家思想没有关系，我便不敢说。胡先生说：“管仲是实行的政治学家，不是法理学家。”(三六三叶)请问：难道实行政治家就不许他发明些许法理吗？《管子》书中许多奥衍的法理，我绝对承认是由后人引申放大；但这种引申放大的话，为什么不依托令尹子文，不依托狐偃、赵衰，不依托子产，独独依托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这种思想渊源一定有些瓜葛。我对于孔、老以前的哲学，拿这种态度来观察他，以为必如此才能理出他的来龙去脉，不知胡先生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