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朔南迁地，橘枳易性，庸俗熟视无睹。┱咭郧餍挛诟病，而忧深思远之士，独探原于人心风俗之微，以谓惟甘受和，惟白受采，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有圣智，不能以善治也。其孤愤轶度者，甚则谓吾种性实劣下，以此卑鄙扇咧人，决不能竞存于物竞剧烈之世，嗒然坐听其陵而已。其不忍天下溺而思援之者，则或引申宋、明大哲之遗训，欲持严格以绳正末俗，或则阐扬佛、耶诸教之宗风，欲凭他力以荡涤瑕秽。今之论世者，其大指盖不出此诸途已。
吾以为吾国人之种性，其不如人之处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为讳也。然而人各有短长，人性有然，国性亦然。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天下事理观因固可以知果，观果亦可以知因。吾种性果劣下而不适于自存，则宜沦胥之日久矣。然数千年前与我并建之国，至今无一存者。或阅百数十岁而灭，或阅千数百岁而灭。中间迭兴迭仆，不可数计。其赫然有名于时者，率皆新造耳。而吾独自羲轩肇构以来，继继绳绳，不失旧物，以迄于兹，自非有一种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国人之心中，而主宰之纲维之者，其安能结集之坚强若彼，而持续之经久若此乎？夫既已有此精神，以为国家过去继续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为国家将来滋长发荣之具。谓吾国民根性劣败而惧终不免于淘汰者，实杞人之忧耳。然而今日泯棼之象，其明示人以可惊可痛者，既日接触于耳目，则狷洁之士，迦槐无涯之戚，亦固其所也。顾吾以为当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相接构，缘夫制度文物之错综嬗受，而思想根本不免随而摇动，其人民彷徨歧路，莫知所适，其游离分子之浮动于表面者，恒极一时之险象。以吾所睹闻东西各国，其不历此关厄而能自跻于高明者盖寡。若其结果之美恶，则视其根器所凭借之深浅厚薄以为断。譬诸体干充强者，服瞑眩之药，适以已疾而增健。百丈之潭，千里之湖，为风飙所激，或浪沫汹乱，或淖泥浮溢，不数日而澄湛之性自若也。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其养成之也固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有功，其毁坏之也亦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为力。而生其间者，苟常有人焉发扬淬厉之，以增美释回，则自能缉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则积渐堕落，历若干岁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万国兴替之林，罔不由是。而以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扑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
今之言道德者，或主提倡公德，或主策励私德；或主维持旧德，或主轮进新德，其言固未尝不各明一义，然吾以为公私新旧之事，固不易判明，亦不必强生分别。自主观之动机言之，凡德皆私德也。自客观影响所及言之，凡德皆公德也。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惟既欲以德牖民，则择涂当求简易。宋、明诸哲之训，所以教人为圣贤也。尽国人而圣贤之，岂非大善？而无如事实上万不可致。恐未能造就圣贤，先已遗弃庸众。故穷理尽性之谭，正谊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责人也。佛、耶宗教之言，西哲伦理之学，非不微妙直捷，纤悉周备，然义由外铄，受用实难。吾以为道德最高之本体，固一切人类社会所从同也。至其具象的观念，及其衍生之条目，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甲社会之人，与乙社会之人；甲时代之人，与乙时代之人，其所谓道德者，时或不能以相喻。要之，凡一社会，必有其所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乎人人之脑海而与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联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其为进化，为退化，且勿论)。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夫信条千百而摇动其一二，或未甚为病也。若一切信条所从出之总根本亦牵率而摇动，则社会之纽殆溃矣。何也？积久相传之教义，既不足以范围乎人心，于是是非无标准，善恶无定名，社会全失其制裁力，分子游离而不相摄，现状之险，胡可思议。于斯时也，而所谓识时忧世之士，或睹他社会现状之善美，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其有彼之所谓道德者存，于是欲将彼之道德信条，移植于我以自淑。岂知信条之为物，内发于心，而非可以假之于外，为千万人所共同构现，而绝非一二人所咄嗟造成。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即云补救，为力已微，而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甚非所以清本源而植基于不坏也。吾尝察吾国多数人之心理，有三种观念焉，由数千年之遗传熏染所构成，定为一切道德所从出，而社会赖之以维持不敝者。谨略发明之，以资身教言教之君子审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