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中国新公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那时候的学堂多不讲究图书仪器的设备,只求做到教员好,功课紧,管理严,就算好学堂了。新公学的同学因为要争一口气,所以成绩很好,管理也不算坏。但经费实在太穷,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和巡捕捐,同学们大家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有一次干事朱经农君(即朱经)感觉学校经费困难已到了绝地,他忧愁过度,神经错乱,出门乱走,走到了徐家汇的一条小河边,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这时候,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例如张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陕西学生,到了上海,赶不上招考时期,他们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屋补习,却不肯去老公学报名。所以“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老公学的职员万不料我们能支持这么久。他们也知道我们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新公学募款若成功,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学的三干事之中,张邦杰先生(俊生)当风潮起时在外省募款未归;他回校后极力主张调停,收回退学的学生。不幸张先生因建筑吴淞校舍,积劳成病,不及见两校的合并就死了。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先生因新校经济不易维持,也赞成调停合并。调停的条件大致是: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新公学所有亏欠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新公学一年之中亏欠已在一万元以上,捐款究竟只是一种不能救急的希望;职员都是少年人,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来办学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己酉(一九○九)十月,新公学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题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纪念我们在那时候的感情,所以我抄在这里: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 艰难又一年。
颠危俱有责, 成败岂由天?
黯黯愁兹别, 悠悠祝汝贤。
不堪回首处, 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 依依无限情。
凄凉看日落, 萧瑟听风鸣。
应有天涯感, 无忘城下盟!
相携入图画, 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 无奈惊涛动地来。
江上飞鸟犹绕树, 尊前残蜡已成灰。
昙花幻想空余恨, 鸿爪遗痕亦可哀。
莫笑劳劳作刍狗, 且论臭味到岑苔。这都算不得诗,但“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两句确是当时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许多同学都不肯回老公学去,也是如此。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来,无人写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写这几千字,给我的一班老同学留一点“鸿爪遗痕”。这一段是去年(一九三一)夏间写的,写成之后,我恐怕我的记载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给王敬芳先生(抟沙),请他批评修改。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日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事隔二十多年,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回看当年的旧事了。他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我,承认我的话“说的非常心平气和,且设身处地的委曲体谅,令我极端佩服”,又指出一些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错误,我都改正了。所以这一段小史,虽是二十多年后追记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错误。我感谢王先生的修正,并且盼望我的老同学朱经农、罗君毅诸先生也给我同样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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