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之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讨论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发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论才丁两旺”，（《新月》二卷四号）如罗隆基先生的“论人权”，（《新月》二卷五号）都是用讨论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但在分配题目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说：“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几位朋友都赞成有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并且推我提出这篇引论。
这篇文字是四月十二夜提出讨论的。当晚讨论的兴趣的浓厚鼓励我把这篇文字发表出来，供全国人的讨论批评。以后别位朋友讨论政治，经济，等等各个问题的文字也会陆续发表。
十九，四，十三，胡适
我们今日要想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可不先审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根本上抱着什么态度。这个根本态度的决定，便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古人说得好：
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淮南汜论训》，文字依《意林》引。)
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态。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也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事到临头，人家叫我们向左走，我们便撑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们向右走，我们也便撑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们的领导者是真真睁开眼睛看过世界的人，如果他们确是睁着眼睛领导我们，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跟着他们走上平阳大路上去。但是，万一我们的领导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儿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真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大危险了。
我们不愿意被一群瞎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睁开眼睛看看面前有几个岔路，看看那一条路引我们到那儿去，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并且应该走那一条路。
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
在我们探路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
现时对于这个目的地，至少有这三种说法：
（1）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2）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者）说，国家主义的运动“就是要国家能够独立，人民能够自由，而在国际上能够站得住的种种运动”。
（3）中国共产党现在分化之后，理论颇不一致；但我们除去他们内部的所谓史大林—托洛斯基之争，可以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目的地，就是“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在讨论这三个目的地，因为这种讨论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笔墨官司。
我们的任务只在于充分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的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