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我来到北平，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中。十月八日，有一位白头老人来访，我不在寓，他留下了一大包文字，并写了一张短条子留给我。我看了他的字条，才知道他是三十多年前的革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先生（照）。我久想见见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来看我了。第二天，我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读完了，才又知道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个新同志。他在杂志上见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辩论的文字，他对我表示同情，所以特地来看我。我得着他的赞许，真是受宠若惊的了。
第三天，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的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从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字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说真的吧”，这四个字看来很平常，其实最不容易，必须有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说真话。在今日的社会，这三个条件之外，必须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王先生说的最好：
时髦但图耸听，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认假语为真理。其初不过是想博得台下几声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会认时髦为真理了。
王先生在戊戌六月，——在拳匪之祸爆发之前两年，——即已提倡“国人知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议论。庚子乱后，他还是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作官话字母，想着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他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后来他被捕入狱两月余，释放后仍继续宣传新字。到了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主张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所以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到了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仍只是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都像是老生常谈，都是时髦人不屑谈的话。但王先生问我们：
天下事那有捷径？我们试听他老人家讲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我盼望全国的爱国君子想想这几句很平凡的真话，想想这位“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的老新党，再问问我们的政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等候几十年才可有普及教育？
民国二十年五月三十一夜胡适敬序。选自《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12月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