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见的娘们分两种。一种是好百姓家的太太小姐,她们穿得大都很勉强,丝袜不消说是看不见的。还有一种是共产党的女同志,她们不同的地方除了神态举止以外是她们头上的红巾或是红帽,不是巴黎的时式(红帽),在雪泥斑驳的街道上倒是一点喜色!
什么都是相对的:那年我与陈博生从英国到佛朗德福那天正是星期;道上不问男女老小都是衣服铺裁缝店里的模型,这一比他与我这风尘满身的旅客真像是外国叫化子了!这回在莫斯科我又觉得窘,可不为穿的太坏,却为穿的太阔;试想在那样的市街上,在那样的人丛中,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忽然来了一个头戴獭皮大帽身穿海龙领(假的)的皮大氅的外客;可不是唱戏似的走了板,错太远了,别说我,就是我们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的(当然除了东方大学生)也常常叫同学们眨眼说他们是“波淇洼”,因为他们身上穿的是荣昌祥或是新记的蓝哗叽!这样看来,改造社会是有希望的;什么习惯都得打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竟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那多好玩!
虽则严敛、阴霾、凝滞是寒带上难免的气象,但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谈话时少有精神,仿佛他们的心上都压着一个重量似的。
这自然流露的笑容是最不可勉强的。西方人常说中国人爱笑,比他们会笑得多,实际上怎样我不敢说,但西方人见着中国人的笑我怕不免有好多是急笑,傻笑,无谓的笑,代表一切答话的笑;犹之俄国人的笑多半是Vodka入神经的笑,热病的笑,疯笑,道施妥奄夫斯基的idiotidiot:白痴。的笑!那都不是真的喜笑,健康与快乐的表情。其实也不必莫斯科,现世界的大都会,有那几处的人们的表情是自然的?Dublin(爱尔兰都城),听说是快乐的,维也纳听说是活泼的,但我曾经到过的只有巴黎的确可算是人间的天堂,那边的笑脸像三月里的花似的不倦的开着,此外就难说了;纽约,芝加哥,柏林,伦敦的群众与空气多少叫你旁观人不得舒服,往往使你疑心错入了什么精神病院或是“偏心”病院,叫你害怕,巴不得趁早告别,省得传染。
现在莫斯科有一个希奇的现象,我想你们去过的一定注意到,就是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上走道,这在西欧是永远看不见的。这是苏维埃以来的情形。现在的法律规定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听差,老妈子,下女,奶妈,不消说,当然是没有的了,因此年轻的夫妇,或是一同居住的男女,对于生育就得格外的谨慎,因为万一不小心下了种的时候,在小孩能进幼稚园以前这小宝贝的负担当然完全在父母的身上。你们姑且想想你们现在北京的,至少总有几间屋子住,至少总有一个老妈子伺候,你们还时常嫌着这样那样不称心哪!但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规矩行到了我们北京,那时你就得乖乖的放弃你的宅子,听凭政府分配去住东花厅或是西花厅的那一间屋子,你同你的太太就得另做人家,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扫,饭得自己烧,衣服得自己洗,有了小东西就得自己管,有时下午你们夫妻俩想一同出去散步的话,你总不好意思把小宝贝锁在屋子里,结果你得带走,你又没钱去买推车,你又不好意思叫你太太受累,(那时候你与你的太太感情会好些的,我敢预言!)结果只有老爷自己抱,但这男人抱小孩其实是看不惯,他又往往不会抱,一个“蜡烛封”在他的手里,他不知道直着拿好还是横着拿好;但你到了莫斯科不看惯也得看惯,到那一天临着你自己的时候,老爷你抱不惯也得抱他惯!我想果真有那一天的时候,生小孩决不会像现在的时行,竟许山格夫人与马利司徒博士等等比现在还得加倍的时行;但照莫斯科情形看来,未来的小安琪儿们还用不着过分的着急——也许莫斯科的父母没有余钱去买“法国橡皮”,也许苏维埃政府不许父母们随便用橡皮,我没有打听清楚。
你有工夫时到你的俄国朋友的住处去看看。我去了。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是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髭。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是弟弟的,墙壁上挂着些东方的地图,一联倒挂的五言小字条(他到过中国知道中文的),桌上乱散着几本书,纸片,棋盘,笔墨等等,墙角里有一只酒精锅,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有一只还不知两只椅子,但你在屋子里转身想不碰东西不撞人已经是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