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韦塔耶夫看到车间在保尔的带领下，渐渐地变了样。
每天晚上，保尔都是在公共图书馆里度过的。他和图书馆里的三位女管理员混得很熟。他大动脑筋，磨破嘴皮，如愿以偿地在图书馆里可以自由地翻阅各种图书。保尔把梯子靠在大书橱上，坐在梯子上，一连几个小时一本一本地翻看，寻找他最感兴趣和他所需要的书。这里大部分是新书。这里还有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偶然收藏的几本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还有几本其他的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他花了两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再把它放到另一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一摞作品放在一起。他总是把那最有意思和内容相近的书排在一起。
图书管理员从不干涉他这样做，因为如何摆书，他们都无所谓。
一桩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突然打破了全厂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车间中一个团委委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地弄坏了一只昂贵的钻头，而且拒不向工长承认错误。因为这件事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争论不休。保尔严厉地说：
“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这种玩忽职守、自由散漫的行为发起猛烈地进攻。老工人们一针见血地说过去替老板干活还干得好些，给资本家干活也干得仔细些，而现在，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却出了这种事，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和这种不良的现象进行严肃地斗争，相反，还用各种借口来包庇。就像他们所说的，完全可靠的自己人，弄坏一个钻头，那有什么了不起，而工长却是外人。但是一个外人知道爱护国家财产，我们却去故意毁坏它，该如何解释这种荒诞的事呢？”
机务段党委书记茨韦塔耶夫把保尔的发言看作是对整个团组织工作现状的全盘否定，是在破坏茨韦塔耶夫的个人威信。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很晚还没有结果。茨韦塔耶夫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压制民主，要保尔在进行表决前退出会场。但是保尔决定把这个问题带到党的会议上继续讨论。
保尔把房门带上，用手擦擦发烫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往大街上走去。在街上，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一支烟，朝托卡列夫住的那间小屋走去。
保尔到了托卡列夫家的时候，他在吃饭。
“讲给我们听听，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给他盛碗粥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对妻子说。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总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上他家去，一去就坐到深夜才走。但是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专心地听保尔所讲的情况，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忙着用匙子吃饭，时而嗯嗯地附和着。吃完饭之后，他用手帕擦擦胡子，清清嗓子，对保尔说：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该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了。铁路总厂是区里的重点单位，应当从这里着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发生冲突了？这可不好。这个青年很自高自大，但你以前不是很会做青年工作的吗？对了，你现在在铁路总厂担任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什么都干一点。我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那你在团委里负责什么呢？”
保尔不知如何回答。
“当初我身体不好，我还想多学点东西，没有正式从事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不满意地大声说道，“孩子，你知道，身体还没有复原倒还能算个借口，否则真该训你一顿。现在怎么样？你身体好点了吗？”
“好点了。”
“嗯，那你就正式地开始工作吧！没有必要再推了。谁见过袖手旁观就可以把事情办好的？再说，谁都会说你是逃避责任，你也有口难辩。明天你就去把这种状况改过来，我还要好好说奥库涅夫一顿。”托卡列夫的语气显得不大满意。
“大叔，你别去责怪奥库涅夫，”保尔赶紧为奥库涅夫说情，“是我自己求他别给我压担子的。”
托卡列夫轻蔑地嘘了一声，说：“你求他，他就照你的办，是不是？唉，拿你们这些团员毫无办法……来吧，孩子，按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
党委统一大多数团委委员的意见，向全体党员提出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每个党员在工作中都应当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韦塔耶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第二天，铁路总厂的墙报上登载了几篇文章，引起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朗读这些文章，并且议论纷纷。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盛况空前，出席的人特别多，会议的中心还是关于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