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间，工厂团组织派保尔作为共青团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整个秋季，那支一百五十人的队伍转战各个车站。医治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清理被毁坏的车辆。他们的行程由南到北。从前土匪们搞得到处都是被破坏和被抢夺的痕迹。有时候他们要花一个星期修复石头水塔，用铁皮修补炸漏的水槽。保尔是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苦活，但他亲手用扳手拧紧了几千个生锈的螺丝帽。
深秋时分，他们才回到工厂。各车间都热烈欢迎着一百五十个同志的归来……
保尔额上的皱纹展开了，还时常传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满身油污的伙伴经常在学习小组里听他讲昔日的斗争故事。他还给他们讲衣衫褴褛、长期为奴、具有反抗精神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的，还讲一些英雄起义的故事。
一天晚上，这里又聚集了许多青年人，保尔出乎意料地戒掉了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抽烟。他从小就开始吸烟，可那天他突然斩钉截铁地宣布：
“我再也不吸烟了。”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起初不知是谁挑起了一场争论，说是习惯比人更厉害，并举出了抽烟这个例子。大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保尔没有参加争论，但是有人硬把他给拖进去，要他发表意见。他就说了他的想法：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决不应该习惯支配人，否则，我们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来呢？”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起来了：
“唱高调。保尔就爱说漂亮话。要是戳穿了他的西洋景，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什么好处？知道。那么应当戒掉——可又做不到。不久前他还在小组里‘宣传文明’呢。”说到这儿，茨韦塔耶夫变了一种语气，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让他回答，他还骂不骂人？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骂少了，但一骂起来就非常厉害。’传道容易，当圣徒难哪。”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那种尖刻的口气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保尔没有立刻答话。他慢慢地从口里取出香烟，把它揉得粉碎，然后轻声说道：
“我不再吸烟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多少也是为了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但就连跟我最亲近的人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肯定地说，马上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不过，我终归会彻底改掉这个骂人的习惯的。”
入冬之前，从上游放下来的大量木排把河道都堵塞了。秋汛时，河水重又泛滥，把木排都冲散了，木材随着河水往下漂去。团组织派出团员去打捞珍贵的木材。
保尔患了重感冒，但他不愿落后，于是，瞒着同志们去参加打捞木材的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积如山，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气候又唤醒了潜伏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开始发高烧了。急性风湿病折磨了他两个星期，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了他领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气愤地断然拒绝接受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让他回家探望，现在他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他在省委会里领了两份卷在一起的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伤感，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去母亲那儿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不断用热气熏，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又扔掉了拐杖，保尔心中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了省会。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去省兵役局主管的军训部队里担任部队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给他分配了一项任务：负责把分散在各处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新区的共青团组织。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保尔和边防营长骑马检查边防的工作。营长告诉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