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达尔卡听到厨师这么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把您当成懒汉了。”她道歉地说。
保尔谅解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看了看那只靴子。
“这只靴子已经没法补了。可别把脚冻坏了，我给您拿一只旧套鞋来吧，我们家阁楼上有一只。哪儿能遭这份罪呀！说不定哪天来个严寒，那你就惨了。”她同情地一边说着，一边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筒套鞋和一块粗麻布。保尔用粗麻布把脚包好，再把烤暖的脚塞到暖和的套鞋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感激地瞧了瞧养路工的妻子。
修建铁路的困难越来越多，寒冷、饥饿袭击着他们，这一天，铁路管理局通知他们，修筑铁路所用的枕木没有了。城里找不到运输工具，铁轨和列车也无法运往工地。
第二天早上，工程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进城了，回来的时候，带着满肚子的气。他向大家讲了那些令人恼火的事情。
“事情四处都不顺利，没有一点进展。第二批来的人还没落实，可是眼看就要天寒地冻了。在这之前，拼死拼活也要把路筑过沼泽地，要不，以后地一封冻，用牙也啃不动。我们必须加倍提高速度。哪怕脱五层皮，也得把这条支线修好。”
托卡列夫说话的嗓音不像平时那样沙哑，而是坚定响亮，落地有声。那紧锁的双眉下，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表现出他的倔强和决心。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必须留在工地继续工作，待到第一批木柴运出之后，方可换班。当然，这里的情况非常艰苦，按照一开始的计划，非党员明天早上可以回去，党团员必须留下，把任务继续下去。”
最后的几句话让大家的心都凉了半截。这说明大家回城，与亲人团聚，摆脱这块烂泥地的希望成了泡影。起初人们吵得一塌糊涂，什么都听不清楚。身体的晃动使暗淡的灯光摇曳不定。昏暗中，根本无法看到人们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人无限向往地谈起了“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呼呼地叫喊说太疲劳了，更多是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坚决声明他要离队。他在角落里愤怒地谩骂：
“真他妈的见鬼！我在这儿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把人打发来服苦役，起码也得有个罪名吧。凭什么把我们送来？把我们关在这儿干了两个星期了。够了，没有人再当傻瓜了！谁做的决定谁来干。谁愿意就让谁在这烂泥堆里打滚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有人擦亮了火柴，想看清楚这个想当逃兵的人是谁。刹那间，火柴照亮了那张愤怒得变了形的脸和张大了的嘴巴。有人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又没躲藏，我又不是贼！”
火柴熄灭了，工程队团委书记潘克拉托夫笔直地站了起来：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的任务是苦役？”他用沉重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低沉地说，“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城，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这儿逃跑，城里的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我们早点完工，就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像刚才那个人一样，要当逃兵，这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这个装卸工从不爱长篇大论，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打断了：
“那么，非党团员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回答得十分干脆。
会计的儿子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挤到桌子跟前。一张小小的团员证像只蝙蝠在桌子上方翻了个筋斗掉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弹了一下，竖着落在桌上。
“这是我的团员证，收回去吧，我可再也不愿为这张小卡片卖命了！”他的声音被板棚里爆发出的一片叫骂声淹没了。
“居然把团员证扔掉！”
“咳，你这出卖灵魂的家伙！”
“你混进团来是为了升官发财！”
“把他赶出去！”
“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他都传播了些什么言论。”
扔掉团员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似的让出一条路来。他一走，门就咯吱一声关上了。
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看到一个骑马人钻进黑暗的林中。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塞在门缝里的小胶合板。他们划了跟火柴，用衣襟挡住风，借着摇晃跳动的火光，看到板子上写着：
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谁留在这里，就让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毫不留情！限你们明天晚上之前滚蛋。
大头目：切斯诺克
第二天晚上土匪袭击了筑路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