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迅速朝豪氏大道走去，我又回头瞥一眼刚刚栖身过的那幢建筑。影影绰绰地，好像是在顶楼的窗口，我瞧见一个头影，女人的头影，紧张而呆滞地凝望着黑夜，屏气敛息，惊疑不定，等待那掐灭的烛火重新燃起。在豪氏大道公寓的门口，有一个男人，裹着围巾和大衣倚靠着栏杆。当门厅的灯光照亮我们的脸颊时，他不禁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他嚷出来。
“嘿，格雷森！”我的同伴边说边跟这位苏格兰场的侦探握手。“算是大团圆结局啊。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啦？”
“跟您是同一阵风吧，我想，”格雷森说，“天晓得您是怎么掺乎进来的？”
“两根线头，结果缠成一团了。我刚才一直在监收信号。”
“信号？”
“对，从那个窗口。中途被打断了。我们跑过来看看。既然是您经手，肯定万无一失，我们就没必要再介入了。”
“等一等！”格雷森赶忙拦住，“我要为您说句公道话，福尔摩斯先生，我办案子，只要有您在，没有一次不感到更踏实的。这座公寓只有一个出口，所以我们逮他十拿九稳。”
“他是谁？”
“呵呵，我们总算有一回走到您前头去了，福尔摩斯先生。这次您可得祝贺我们。”他把手杖在地上重重一顿，随即一个手执马鞭的车夫慢慢晃步过来，原先他就一直站在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边。“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他对车夫说道，“这位是莱福顿先生，平克顿全美侦探事务所。”
“就是长岛洞穴奇案的那位英雄吗？”福尔摩斯说，“先生，幸会。”
这个美国人，从容、精明，又年轻，又斯文，面庞瘦削，一听到几句夸赞便满脸通红。“我现在正为生活奔波，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我能抓住乔加诺——”
“什么！红圈会的乔加诺？”
“噢，他可是闻名欧洲的人物，对吧？我们在美国也听说过他的一切。我们知道他是五十件谋杀案的主犯，可是我们没能拘捕他。我从纽约跟踪起，在伦敦已接近他一周，就等机会亲手把他抓起来。格雷森先生和我一直追到这幢公寓，只有一个大门，他逃不掉了。他进去之后，有三个人从里面出来，但我敢发誓他不在其中。”
“福尔摩斯先生谈到信号，”格雷森说，“我想，一如既往，他了解好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
福尔摩斯把我们遇到的情况，三言两语交代清楚。这个美国人气得两手一拍巴掌。
“打草惊蛇！”他嚷道。
“您为什么这么想？”
“唉，料定如此，难道不是吗？他就在这儿，向他的帮凶发送消┫ⅰ—他有一伙人在伦敦。但突然之间，正像您估计的，他通知说有危险，中断了信号。若非他从窗口猛然发现我们在街上，或者无形中意识到威胁迫近，还会是什么呢？他必须当机立断，倘若他想逃脱险境的话。对此您抱什么看法，福尔摩斯先生？”
“应该马上动身，上楼探个究竟。”
“但我们没拿到逮捕证。”
“他待的屋子没有房主，情况可疑，”格雷森说，“眼下这算是个不错的借口。一旦抓住人，我们再看看纽约方面是否可以协助我们拘留他。现在逮捕的责任由我承担。”
我们的官方侦探就智力而论可能不足，但是在勇气方面决非如此。格雷森爬上楼去抓那个亡命徒了，依旧那股绝对沉着干练的风度。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能在苏格兰场的官阶上步步高升。那个平克顿人曾试图赶到他前面，可是格雷森早已坚决地把他挡在身后了。处理伦敦的险情是伦敦警察的特权。
四楼左首边有个房间的门虚掩着。格雷森把它推开。里面一片漆黑死寂。我划了一根火柴，引燃这位侦探的手提灯。一刹那，屋里亮起来，大家都惊讶万分，倒抽一口凉气。在裸露的松木地板上，有一条新鲜的血迹。红色的足印自内室直抵我们脚下，而那扇房门却紧闭着。格雷森撞开它，举灯照亮前方，我们都急切地顺着他的肩头向里张望。
这间空屋的地板中央蜷着一个大块头男人，没有蓄须，脸膛整个乌青，扭曲的表情异常狰狞，脑门留下一圈恐怖的血印。尸体就躺在一块白木板上，涂有一个湿乎乎的巨大圆环。他双膝拱起，两手伸开，有过极度痛苦的挣扎，一把白柄的刀子从又粗又黑的喉咙当中直刺体内。他身材魁梧，在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之前，肯定像一头被屠斧砍毙的公牛那样轰然倒下。右手边的地板上，扔着一把杀气凌厉的硬角柄双刃匕首，不远处是一只黑色的小山羊皮手套。
“天哪！这就是黑阎罗乔加诺！”美国侦探喊道，“这一回，有人抢在我们前头了。”
“那支蜡烛在窗台上，福尔摩斯先生，”格雷森说，“哦，您在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