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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奥哈拉三十二岁，按那时的标准，她得算是个中年妇女了，生了六个孩子，活下来三个。她高高的个子，比烈性子的小个子丈夫还高出一头，可是她走起路来优雅轻盈，裙摆款摇，身材就不那么显了。脖子露在黑色塔夫绸紧身衣领口外，圆圆的，细细的，皮肤白皙。脑后那堆罩在发网里的秀发沉甸甸的，压得她的头似乎老是稍稍向后仰。她母亲是法国人，外祖父母是1791年法国革命时逃到海地去的。她母亲给了她一双弯眼梢的黑眼睛，乌黑的睫毛和一头黑发；她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给了她挺直的鼻梁和方方的下巴，配上线条柔和的脸蛋倒不乏柔美。不过埃伦脸上那矜持而谦和的神情，以及她的优雅庄重、不苟言笑，是多年生活磨练出来的。

如果她眼光里有一点热情，笑容里多一点亲切，在家人和仆人听起来美妙动听的声音里带点自然流露的味儿，那她早就算得上是一个绝色美女了。她说话带着佐治亚州沿海一带那种柔和含糊的口音，元音吐得柔和，辅音发得亲切，还带有一点点法语腔调。吩咐仆人或责备孩子时从来不提高嗓门，但在塔拉庄园里，听到这声音无不服从照做。她丈夫又吼又叫，大家听了反而都默不作声，不理不睬。

从斯佳丽记事时起，母亲就一直是这样，不论是夸奖还是责怪，她的声音总是柔和悦耳。尽管乱糟糟的家里每天都有紧急的事情，但她总是不慌不忙，应付自如。她情绪稳定，总挺着胸抬着头，连三个儿子夭折的时候都是这样。除了吃饭、看护病人，或者给庄园记账，斯佳丽从来没看见母亲在椅子上靠过，也从来没看见母亲手里不做针线活儿而闲坐着。如果有客人在场，就干精巧的刺绣活，其它时间就忙着缝杰拉尔德镶褶边的衬衫，缝制女儿的衣服或是奴隶们的衣服。斯佳丽很难想象母亲手上不戴金顶针，绸裙窸窣的身边没有那个小黑女孩的身影会是什么情景。这黑女孩的职责就是替她拆线头，为她拿黄檀木的针线盒。她跟着她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母亲四处走动，指挥下人做饭、打扫卫生以及组织庄园上下忙大批大批衣服的制作。

她从没看见性情温和的母亲激动过，不论白天黑夜，母亲总是穿着整齐。每逢要去参加舞会、会客，甚至逢开庭日到琼斯博罗去看审理案子，她总要花两小时来打扮，还得由两个使女和黑妈妈侍候着，才称心，但遇有急事她梳妆打扮的速度却快得惊人。

斯佳丽的房间隔着过道对着母亲的房间。在她的记忆中，经常在深更半夜听见这种声音：黑人光着脚轻声在硬木地板上一溜小跑，在母亲门上急匆匆敲几下，然后压低嗓门禀报说下房那溜刷石灰水的小木屋里有人生病，或者生孩子，或者死了。小时候，她常常悄悄爬到门口，从门缝里张望，看见母亲从黑洞洞的房间里出来与黑人走了，而这时房里还响着父亲均匀的鼾声。黑人手里擎着一支蜡烛走在前面，在摇曳的烛光下，她挟着药箱，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整整齐齐，紧身上衣颗颗钮扣都扣得好好的。

斯佳丽的母亲踮着脚走过过道，语气坚决而体贴地悄声说：“嘘，轻点。你会把奥哈拉先生吵醒的。他们还没病得要死呢。”每次听到母亲这么说，斯佳丽就感到很欣慰。

是啊，回到床上，想到母亲半夜出去了，一切都那么正常，心里真高兴。

当老方丹大夫和小方丹大夫都出去应诊，找不到人帮忙时，接生和救命的事只能埃伦一人忙活了，到了早上，她仍像平常一样，在桌前照料早餐。尽管黑眼睛四周现出疲劳的黑眼圈，但声音举止一点也看不出过度劳累。她表面上稳重温柔，骨子里却坚强如钢。所以全家人都敬畏她，不仅是几个女儿，连杰拉尔德也敬畏她，可是他就是死不承认。

有时，斯佳丽夜里踮起脚去亲母亲的脸蛋，望着母亲的嘴，她发现她上唇太短，又太娇嫩，这张嘴很容易受外界伤害，于是就想不知道这张嘴是不是也像小姑娘那样开心地咧开傻笑过，这张嘴有没有整夜对知心女友悄悄吐露心中的秘密。但想想又不会，那不可能。母亲向来就是这个样子，她是力量的支柱、智慧的源泉，是个无所不知的人。

斯佳丽错了。因为，多年前，她母亲还在萨凡纳那个迷人的沿海城市做小姐的时候，也曾和任何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一样莫名其妙地格格傻笑过，也曾整夜和朋友悄悄互诉衷肠，除了一件心事以外，她与朋友无所不谈。就在那一年，比她大二十八岁的杰拉尔德·奥哈拉先生进入了她的生活，就在那一年，她的青春和那个黑眼睛的堂兄菲利普·罗比亚尔一起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双眼炯炯有神、大胆放荡的菲利普永远离开了萨凡纳，也带走了埃伦心中的热情，留给娶她的罗圈腿小个子爱尔兰人的只是一个温柔的躯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