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的时候
开往纳伊的小火车穿过马约门，沿着直通塞纳河畔的林荫大道飞驰。小小机车只挂了一节车厢，一路上不断鸣响汽笛，驱散前面道上的行人车马，一边扑哧扑哧地往外喷蒸汽，活像奔跑的人喘得直倒气，活塞发出急促的轰隆声，好像一条条铁腿在奔走。夏日黄昏道路上又闷又热，一丝风都没有，路上却尘土飞扬，像白垩粉末似的茫茫一片白，遮天盖地，热乎乎地直呛人，粘在汗湿淋淋的皮肤上，钻进眼睛，钻进肺里。
屋里的人都想到外面透口气，纷纷站到门口。
车上的玻璃窗都放了下来，窗帘随着车厢飞驰而飘舞，车厢里只有少数几个乘客，天实在太热，大家都喜欢坐顶层，或者到车厢外的平台上去。呆在车厢里的都是那些打扮得不伦不类的胖女人，她们住郊区，平时轮不到她们炫耀，这时正好乘机显显，于是不合时宜地装得一本正经起来。另外一类人是没精打采的办公室先生，他们长年累月伏案工作，脸色蜡黄，背也驼了腰也弯了，肩膀一高一低，从他们愁眉锁眼的样子就可以看出谁都是一大堆的家庭烦恼，手头经常拮据，早年的希望已经彻底泯灭，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衣衫褴褛的穷鬼大军，日子过得紧巴巴，住巴黎边上的垃圾场，房子破破烂烂，全靠刷石灰才把墙弄白，有个小花坛就算是花园了。
紧挨着车厢门坐的是一个矮胖子，浮肿的脸鼓鼓囊囊，大肚子往下搭拉，两腿总岔开着，穿一身黑，上衣佩带勋章绶带。正同他闲谈的那人是个衣冠不整的瘦高个子，穿一件肮脏不堪的斜纹布白上装，头上戴了一顶破旧巴拿马草帽。矮胖子说话吞吞吐吐，吭哧吭哧，有的时候简直像是口吃。他是卡拉旺先生，在海军部当主任科员。另外一位以前在一艘商船上做过卫生员，后来在库伯瓦的圆形广场那边住下，用他闯荡一番后还能知道一些的似是而非的医学常识给当地穷老百姓看病。他叫舍内，叫人家称他大夫，常有流言蜚语，说他人品如何如何。
卡拉旺先生过的始终是不折不扣的政府办事员生活。30年来他一成不变地去办公室上班，每天早上走同一条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见总是那么几张脸孔，人家也是天天去忙他们的事，傍晚下班回家走的还是那条路，遇见的还是那几张脸孔，只是他眼看着这一张张脸都在渐渐苍老。
每天他都先在圣奥诺雷区的拐角上买一份一苏钱的报纸，再去买两小块面包，然后像自首投案的罪犯走进海军部大楼，匆匆来到他的办公室，提心吊胆，惟恐自己因为出现什么疏漏而遭受训斥。
他的生活单调平淡，从没有因为什么原因而有所改变，因为除了办公室的事务，晋级和奖金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与他无关。他在部里谈公事，回家还是只谈公事，因为他娶的妻子是同事的女儿，当然没有奁产。办公室的日常公事让人越来越笨，他的脑子因此而萎缩，变得既无思想，也无憧憬和梦幻，有的只是与海军部有关的事情。他一辈子当科员，心中总有一丝苦涩味搅得不如意，那些海军军需官——大家叫他们“白铁匠”，因为他们的肩章是银白色的，一来就当科长或副科长，每回他总要在吃晚饭的时候冲着他妻子慷慨激昂地论理一番，妻子跟他一样也是又气又恨。他得向世人证明，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这样做绝不公道，怎么能把巴黎的位子给这些命该漂游四海的人呢？
现在他已经上了岁数，这一生就这么稀里糊涂打发了，他一出学校门就进办公室谋事，当初见了学监他吓得簌簌发抖，今天学监换成了上司，他也是怕得惶惶不可终日。这帮人关起门来一个个称王称霸，他一走到他们门槛就从头到脚发抖，久而久之他怕得连整个举止都变得呆头呆脑，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说话也紧张得不利索了。
同天天由狗领着到人家门口乞讨的瞎子一样，他对巴黎知之甚少，虽然他从那份一苏钱的小报上读到这样那样的奇事和丑闻，但他总认为这都是异想天开的故事，胡编乱造出来只是让那些小职员消遣解闷而已。他遵纪守法，反对进步而又没有什么明确的成见，只要是“新事物”他就切齿痛恨，他不读报上的政治消息，况且他那份小报出于什么缘故而被收买，对政治新闻总要加以歪曲。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返回，两眼总在打量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马车，那神色惶遽的模样简直就像出远门到他乡异国游荡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