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对于我来说，接受这个建议有点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打算放弃文学，尤其是不再从事作家这个职业。我刚刚遇到的那些事情都使我对文人彻彻底底地感到厌倦。我有理由感到，如果要从事和他们一样的行业，除非和这些文人保持关系，否则是办不到的。我也同样讨厌那些社交圈里的人，总而言之，讨厌我最近过着的这种混杂的生活——一半属于自己，一半则用于与人交际，而我又是极不适应这种交际应酬的。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使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觉到，任何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是不利于较为弱势的那一方的。我和那些富人们住在一起，而这些富人的生活状态和我选定的生活状态却迥然相异。我虽然不用像他们那样张罗家务，但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都效法他们的做法。而有些琐屑的开支，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却耗费颇多。别人到朋友家的乡间别墅去拜访，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在卧室里，都有自己带的仆人伺候着，不管他要什么都可以差遣仆人为他效力。他可能不和主人家的仆人们直接打交道，甚至见不到他们，只要他高兴，想什么时候给小费就什么时候给小费。而我呢，独自前来访友，没有自己的仆人，什么事情都由主人家的仆人来给我安排。如果我不想惹晦气的话，就必须讨得他们的欢心。这些仆人像服侍他们的主人那样服侍我，我当然也必须相应地对待这些仆人，甚至比自带仆役的拜访者对他们还要好些。实际上，因为我没有自己的仆人可供使唤，凡事更需要主人家的仆人来帮忙。如果主人家的仆人很少，那还不要紧；但是我去拜访的人家，仆役众多，无一不盛气凌人，无一不奸诈无赖，无一不敏感机警，只为个人私利着想。这些无赖们深谙该怎么使坏，使得我不得不要每个仆人轮流来服侍我。巴黎的这些女人们固然很机智聪明，但是在这一点上的想法却是完全错误的。她们竭尽全力想让我少花点儿钱，但实际上却让我花得更多。如果我到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客人家里去吃饭，我回家时，女主人肯定不会让我去叫马车，而是请自己的车夫备马送我回家。她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她可以给我省下二十四个苏的车费；但是她却不知道，我赏给了男仆和车夫一个埃居。如果有位夫人从巴黎写信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她为了省我那四个苏的邮费，就派她的一个仆人一路步行，汗流浃背地把信送过来。我得赏他一个埃居，还得管他一顿饭。当然，这也是他辛苦一场应得的报酬。如若她邀请我到她的乡间别墅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她心里准会想：“不管怎么样，这对这个可怜的家伙来说都是一种节省；住在这儿的这段时间他就不用出伙食费了。”但是，她忘了，在此期间，我无法工作，我的房租、家庭开支、衣物费用都是必须支付的，连刮胡子的费用都比我在家刮要贵一倍。总而言之，住在她家里花的钱比在自己家里花的要多得多。尽管我只在习惯呆的那几家给仆人小费，但这却足以使我倾家荡产。我相信，我只在奥博纳的乌德托夫人家里住了四五次，花费却超过了二十五个埃居。而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去的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花了一百多个皮斯托尔。这些花费对于我这样性情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自己什么事情都不会干，我不会动脑筋投机取巧，我无法忍受哪个仆人牢骚满腹、侍候我的时候闷闷不乐的嘴脸。即使在杜宾夫人家里，我已经融入她家、俨然她家一员了，我给她家的仆人帮过很多忙，但是要让他们服侍我的话，除非我给他们小费，而且是现款。最后，我不得不完全断了这些琐碎的小费开支，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大把大把地赏赐了。这样一来，我就越发鲜明地感受到，同与自己地位悬殊的富人们来往，我是多么地吃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