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马勒赛尔卜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正直汉子。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使我对他的诚实有过片刻的怀疑。但是，只要他的节操有多么高尚，那他的弱点就有多么大，因此，虽然有时候他想通过自己的势力来极力保护他关心的人，却想不到，这样反而伤害了对方。他下令将巴黎版的《朱丽》一书压缩了一百多页。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倒是好版本，但是也经过了删节，这种删节简直可以称作“有违忠实”。我在《朱丽》一书的某一章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更值得人们的尊敬。这句话完全是在创作中热情喷涌的状态下发诸笔端的，我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故意影射的意思。读完这部作品以后，别人可能觉得这句话有影射之嫌。然而，我不想删掉这句话，以保持我一种“不删任何东西”的不恰当的原则。既然我可以用我的良心，保证我写此话时绝不是意在影射，但如果别人认为此句有影射之嫌，我就必须删除吗？我不愿意改，只答应把开始用的“国王”一词换成了“王爷”。这一改动，马勒赛尔卜先生并不满意，他最终还是删掉了这句话，他特意将这一页重新印了一下，尽可能不留痕迹地贴在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朱丽》里。这个小把戏还是被蓬巴杜尔夫人知道了：有些人好心地将这件事告诉她了。我则是在很久以后、直到我感受到了此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事情的内幕的。
另一位夫人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她是否也在暗暗地然而不可遏制地恨着我，我对此根本不知情，甚至在我写下那段话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夫人。书出版以后，我认识了这位夫人，但我感到非常的不自在。我把此事说给罗伦齐骑士听，他嘲笑了我一番，并说那位夫人毫无疑问没有觉得受到了冒犯，她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我轻信了罗伦齐骑士的话，在心情不该平静的时候恢复了平静。
冬日刚至，我收到了马勒赛尔卜先生更进一步的友好表示。虽然我认为利用他的盛情是不可取的，但我还是十分感谢他。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说，《学者报》有一个空缺，他以自己的名义希望我去那儿补这个缺。但是从他信中的语调来判断（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他是奉命让我去那儿补这个缺的。工作很清闲，一个月写两篇摘要就行了，用来摘选的书会有人给我送过来。这样一来，我就根本不用到巴黎去了，甚至也不必向主管官员登门道谢。这无疑可以使我挤进文坛高手的行列，这中间有梅朗、克莱罗、德·几尼等几位先生以及巴泰勒米神父。我本来就认识前面两位，后面两位我也非常渴望能够与他们结交。而且，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我毫不费力就可以做得很好，只要完成这个工作，我就可以得到八百法郎的酬金。在作决定之前我考虑了好几个小时。我敢发誓，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怕马尔让西先生为难，也怕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这样一来，我不能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了，我被时间拖累住了，更重要的是，我无法高效地履行这项我不得不去履行的职责，这种束缚让人无法忍受——这是所有理由中最重要的。因此，我决定拒绝这个我并不合适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天才完全来自于我对将要谈论的主题的浓厚兴趣，除了对伟大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美的热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发起我的天才。这些我必须从中作一些摘选的各式各样的书包括什么内容，或者这些书本身，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整个事件兴味索然、漠不关心，这必将使我的文笔冷涩，文思也没有以前那么流畅了。别人认为我像其他所有文人一样，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写作的，实际上，离开了激情的鼓动，我根本就无法写作，我是为激情而写作的。这当然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尽可能的礼貌委婉。由于信中我非常充分地阐述了我拒绝的理由，不管是他还是马勒赛尔卜先生都认为我谢绝他们的好意不是因为脾气不好或者骄傲自大。他们都同意了我的谢绝，此事也没有使他们对我的友谊有丝毫改变。这件事一直是一个秘密，关于此事，人们根本连一点儿风声都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