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影射一次著名选举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喝彩声。杜萨迪耶打开一瓶啤酒，泡沫溅到了窗帘上，他没有小心；他给客人装好烟斗，切好奶油球形面包，分发给大家，还几次到楼下去，看潘趣酒送来没有；大家不一会儿就兴奋起来了，对当局有着共同的愤恨。这种愤恨的情绪很强烈，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痛恨不公道；他们将合法的不满同最蠢的指责混淆在一起。
药剂师哀叹我们舰队可悲的现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不能宽容苏尔特苏尔特元帅（1769—1851），在路易·菲力普时代曾任国防部长等要职。元帅的两个哨兵。戴洛里耶揭露最近公然来里尔里尔是法国北部的工业城市，离巴黎220公里。定居的耶稣会教士。塞内卡尔特别憎恨库赞先生，因为折衷主义教给人们从理性中获得确实的东西，助长利己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团结；销售酒的业务员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就一个劲地大叫说，他还有了许多可耻的事没有提到：
“北线的王室专列要耗费八万法郎北线是指巴黎到里尔的铁路线，政府本来对铁路不太过问，但对王室专列很重视，不惜耗费大量资金，从而引起人民不满。！谁来付这笔钱？”
那位商务雇员接着怒气冲冲地说，似乎有人要从他的口袋里掏走这笔钱一样：
“对，谁来付这笔钱呀？”
随后，大家一齐痛骂交易所里的那些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腐败的官吏。依照塞内卡尔的看法，首先应该起诉那些王公贵族，是他们这帮人复活了摄政时代的风气。
“不久以前，蒙庞西耶公爵蒙庞西耶公爵（1824—1890）是路易·菲力普的第五子。的一帮朋友从樊尚樊尚是巴黎东郊城镇。回来，可能是喝醉了酒，大声地唱着歌，到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居住地惹是生非，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吗？”
药剂师说：
“大家甚至高喊：‘打倒强盗！’我当时也在那里，我也喊了。”
“好极了！自从泰斯特——古毕埃尔泰斯特（1780—1852）在任公共事业部期间接受贿赂十万法郎，1847年案发，被判监禁三年，罚金九万四千法郎。古毕埃尔（1786—1853）时任参议员，曾两度担任陆军部长，泰斯特案发后，他受牵连，被罚一万法郎，削籍为民。案件以来，全国人民终于觉醒了。”
杜萨迪耶说：
“我呀，这个案子让我很难过，因为它损坏了一个老兵的名誉因为案件中的古毕埃尔是一位将军。！”
塞内卡尔继续说：
“你们知道有人在普拉斯兰公爵普拉斯兰公爵（1805—1847）是当时的参议员，1824年，他娶一位元帅之女为妻，十七年后又爱上了家里的保姆，公爵夫人以离婚威胁，保姆被赶走，公爵于1847年8月17日夜将夫人杀死，后服毒自尽。夫人的家里发现了……”
余索奈一脚将门踹开，走了进来。
他一边坐在床上，一边打招呼道：
“诸位先生，敬礼！”
没有任何人提及到他写的那篇文章，他自己也很抱歉，此外，女元帅也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他刚刚在仲马剧院看完了《红屋骑士》《红屋骑士》是大仲马的一部历史小说，后同马凯合作改为戏剧上演，描写红屋骑士营救路易十六王后的故事。，觉得这出戏令人讨厌。
如此的一种评判让民主党人感到吃惊，这部戏剧以其鲜明的倾向性，特别是布景，激发了民主党人的热情。他们提出了抗议。塞内卡尔为了结束这场辩论，就问这出戏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
“当然……也许可能吧，不过，它的风格……”
“行了，戏还是不错的，至于风格嘛，那算得了什么呢？主要是思想内容！”
而不等弗雷德利克开口，他就说：
“所以，我可以进一步推断，在普拉斯兰案件中……”
余索奈打断他的话说：
“啊！这又是一堆陈词滥调，我听得烦死了！”
戴洛里耶反驳说：
“你不想听，还有其他的人呢！由于这件事，查封了五家报纸！听我念一份记录。”
说完，他拿出一本记事本，念道：
“‘自从这个最好的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经受了一千二百二十九起新闻出版案件，有关的作家因此而坐了三千一百四十一年的监狱，并处以七百一十一万零五百法郎的轻微罚款。’——这够漂亮吧，嗯！”
大家都苦笑着。弗雷德利克同其他的人一样激动，他接着说：“《和平民主报》的副刊上登载了一部长篇小说，题为《妇女的权益》，结果招致了一场官司。”
余索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