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书，有《五经同异》三卷，已刻；《唐宋韵补异同》，未刻；《昌平山水记》二卷，已刻；《营平二州史事》六卷，未刻；《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已刻；《北平古今记》十卷，未刻；《建康古今记》十卷，未刻；《京东考古录》一卷，已刻；《山东考古录》一卷，已刻；《岱岳记》八卷，未刻；《万岁山考证》一卷，未刻；《海道经》，未刻；《官田始末考》一卷，未刻；《谲觚》一卷，已刻；《下学指南》一卷，未刻；《当务书》六卷，未刻；《菰中随笔》三卷，已刻；《救文格论》一卷，已刻；《亭林杂录》一卷，已刻；《经世篇》十二卷，未刻；《茀录》十五卷，未刻；《二十一史年表》十卷，未刻；《熹庙谅阴记》，未刻；《圣安纪事》二卷，已刻；《明季实录》，已刻；《十九陵图志》六卷，未刻；《顾氏谱系考》一卷，已刻；《亭林文集》六卷，已刻；《亭林诗集》五卷，已刻；《亭林余集》一卷，已刻；《亭林佚诗》一卷，已刻；《诗律蒙告》一卷，未刻。
四、亭林先生的思想
亭林先生是清代学风的开山祖师。我们看了上面所举的著作，可以见得他的研究方面和所以影响以后学术的一个大概。
他生在那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时代，眼见得那一班道学先生空谈明心见性，把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断送了，于是他首先起来反抗。他说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又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他既认定了王派明心见性的学风，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原因；于是，提出“经学即理学”一语，教学者反求诸古经。他说道：
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与施愚山书》）
这就是清朝考证学的先声。
他以为学问只在日常行为极平实处，就是所以致用。他说道：
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空虚之论。
在这极端实用主义的学术观上面，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个标准。说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与友人论学书》）
他把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当作学问的事情，是前此空谈心性、学非所用的玄学的反动；也可以见得他所谓“文”并非辞章之谓，乃一切事物的条理。所以说道：
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行与天道，故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因为他把文解作一切的事理，所以他对于天文、地理、河漕、兵工之事，莫不精究。他说道：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
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答友人论学书》）